桓温是东晋权臣，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
东晋是门阀共荣的产物，士族轮流坐庄，依次执政——但出现的，几乎都是普遍意义上的“文臣”，很少有人像桓温一样，立有军功，而且军功之盛，少有人及。桓温的盖世军功，可以算是一场因缘际会。但这场军功，却又引发了东晋朝廷的重大变局，以至于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间的政治走向，并最终使东晋的政治生态滑落到无法挽救的深渊——哪怕几经谢安挽救也无济于事，东晋王朝还是被刘裕所创立的宋朝所取代。这一切的肇始者，就是桓温。
桓温之父桓彝，于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中立有大功，因此获封万宁县男，迁宣城内史。但在几年后的苏峻之乱中，桓彝被乱军所杀。以当时的环境来看，这份家世并不厚重，远远不足以支持桓温走到权力的巅峰。真正让桓温的未来出现转折的第一个契机，是一桩婚姻：在庾翼的大力推荐下，晋明帝将女儿嫁给了桓温。桓温由此从一个普通的士族子弟，一跃成为皇亲国戚。
庾翼之所以推荐桓温，是出于对桓温的看重。当时，庾翼品评士人，多有不屑，只对桓温和殷浩青眼相加，因而将桓温推荐给了朝廷。这份推荐，极大地拉近了庾氏与桓温之间的关系。而这，又给桓温的人生转折带来了第二次契机：晋康帝年间，庾翼欲图北伐，却并不被朝臣所支持，仅有桓温等寥寥数人赞同其事。因此，庾翼在部署沿江州郡人事时，对桓温加以大用，将桓温任命为徐州刺史，负责东线战事。
此次北伐，最后无果而终。庾翼尚未出征，康帝就病逝了，这意味着庾氏从此也就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紧接着，庾翼、庾冰兄弟也相继谢世，北伐之事再也无人提及。但这，却给了桓温第三个机遇：庾翼在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能将荆州刺史的职位交由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接任。对此，朝廷并不愿意，但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和替代人选。
这个时候，桓温自告奋勇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赴荆州任职，而且自信能够妥善处理庾氏的残余势力。朝廷同意了桓温的请求，而桓温也成功的接收了荆州。至此，被庾氏兄弟把持十几年的荆州终于落到了桓温手中，而桓温的人生，也从此开始真正发生改变。
建康的重臣们以为桓温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但让朝廷想不到的是，桓温并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折腾起来比庾氏兄弟动静还要大。庾氏兄弟一直图谋北伐，朝廷中却应者寥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力的考量：东晋建国艰难，等到形势大定时，北方已经从混乱走向秩序，羯族人石勒创立的后赵已经基本上统一北方。面对着这个对手，东晋不管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所不如，此时贸然北上，必定胜少败多，无益于局势。
那如今换了桓温代替庚翼镇守荆州，他的态度又如何呢?桓温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认为北伐不可轻言。但是，不能北伐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开战了，别忘了，西方还有一个割据势力呢，可以先拿他们开刀试试。割据蜀中四十多年的成汉就这么被桓温盯上了。永和二年，荆州刺史桓温直接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同意他西进伐蜀——说“直接”，是因为桓温此前根本就没有跟朝廷通过气，说过自己有伐蜀的准备。而且更为出格的，是桓温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的请求。
在上书朝廷以后，桓温等都没有等朝廷的回复，就径自领兵伐蜀。桓温入蜀之时，正逢成汉国内政局大乱。桓温此来事半功倍，大军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进入成都，成汉末主李势率众出降。然而对东晋朝廷来说，桓温收复大片国土并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成了一桩忧虑：桓温擅自出兵的行为，对朝廷的影响极其恶劣。但偏偏桓温还胜了，更是不好处理。最终，朝廷也没敢斥责桓温的行为，反而还根据战功进行了嘉奖。桓温的第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成功。
桓温权势如此之盛，行事如此之狂，当然也引起了朝廷的隐忧。于东晋朝廷而言，于整个士族共和的局面而言，桓温做大难治都不是什么好事。此时，朝廷急需培养出一个可以跟桓温分庭抗礼的人，以维持局面平衡。既然桓温西征顺利，那么留给别人走的路，就只有北伐了。好在东晋此时的运气也不错，统一北方几十年的后赵因为皇帝石虎去世，正陷入大乱，朝廷趁机派兵北伐。但无奈所托非人，由禇裒、殷浩所主持的北伐，先后均以失败告终。
身在荆州的桓温，冷眼看着这一切。在朝廷重用殷浩时，桓温就知道用意所在了，但他并不着急。殷浩早年与他齐名，可他却远远看不上殷浩的才能，认为此人颇有沽名钓誉之嫌。如今殷浩落败，朝廷再无可用之人，桓温于是顺理成章地上书朝廷：我也想北伐。朝廷北伐，并不是想收复失地，而只是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可以和桓温相抗衡的人，因此桓温的请求当然不被允许。
但建康的衮衮诸公还是太小看了桓温。收到诏令后的桓温大怒，居然直接就领兵出征——不是去北伐，而是顺流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朝廷大惊，赶忙派人在路上劝阻了桓温。桓温也不是真的想领兵作乱，就只想吓唬一下朝廷的大佬们而已。眼看着朝廷服软，桓温也就满意地回到了荆州。此时，殷浩已经一败涂地。桓温于是再次趁机上书，将殷浩废为庶人，然后从荆州从容出兵北伐。
桓温的北伐，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进入了关中，但未能立足，而后退回。第二次进到洛阳，祭扫了西晋诸帝陵寝，但最后依然撤回荆州，北伐收复的土地也旋即失去。第三次北伐，在枋头遇到了慕容垂。这一次，桓温大败而还。虽然第三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但讽刺的是，胜了的慕容垂回国后，只落得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最终被逼投降敌国。败了的桓温，回朝却可以废立皇帝，权势更甚。借助北伐， 桓温于权势上更进一步。
东晋立国，根基之弱历朝罕见。在其中，士族共荣，其实是东晋国祚绵延的一个保证。 但是，这种门阀间的彼此相互制衡，却没有进化出贵族政治，东晋最终也走上了权臣篡位的道路。这背后，桓温的作用不容忽视。桓温并不如之前的士族一般，是经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而逐步执掌朝政的，他是因为强盛的军功才得以控制朝政。这种上位之路，本身就是对士族政治的一种颠覆。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胆大妄为。伐蜀之前，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兴兵;后来，又因为与朝中的执政不和，擅自带兵东下，令朝野大震。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任性”来形容，而是狂妄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那么不妨设想一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某天在没有经过总统授权的前提下，自己决定出征，并一举攻灭了菲律宾。这对于美国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桓温干的，就是这种事。但偏偏，朝中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压制或者制衡。面对种种出格的举动，朝廷最终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既助长了桓温的嚣张气焰，同时又造成了桓温与朝廷之间的巨大不信任。桓温后来北伐曾收复过洛阳，他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够迁都回洛，但朝议不许。到最后，双方彼此间的不信任，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桓温后来虽然把持朝政，但却不愿意进建康，而只是在建康上游遥执朝政。到了晚年，桓温移镇姑熟，距建康已经只有几百里水路，也依然不愿意进入建康。其中原因，只能是不信任造成的隔阂。
看上去，这与一百多年前的情形类似：东汉末年，也是曹操执政，居于邺城，汉献帝和朝廷则在许昌。但只要仔细深究，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其实极大：曹操虽然不在许昌，但对于朝廷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只不过是不愿意待在许昌见到汉献帝而已。桓温则不同，他是力有不逮。他不愿意去建康，背后的理由很可能只是不敢。毕竟，建康城还远不是他桓温的天下，执政的王坦之和谢安都视他为仇寇。而桓温对于两人，以及他们身后的门阀势力，既无法忽视，又不能降服。
此时桓温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他自己出身于门阀，能有今天的地位，于门阀借力颇多。但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典型的执政，不为门阀士族所充分接受。也就是说，他的家世让他得以身居高位，但在此之后，他又背叛了他的出身。以上这些，还都只是桓温与东晋政治传统之间的小龃龉。更大的问题，在于桓温的诉求：他想取晋室而代之。
这就又要说回桓温的北伐了。桓温北伐的目的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单纯就是想恢复失地。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立威，然后挟巨大军功，走曹操当年走过的路。这点小心思，桓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被王猛给发现了——是的，历史中很多你以为互相不挨着的人物，其实都曾发生过一些神奇的关系。
那是永和十年，桓温第一次提兵北上。此次北伐进行的颇为顺利，不久就攻入了关中。当时氐族人立足未稳，桓温走刘邦当年的老路，取道从武关进入关中。在大胜前秦军队后，大军进至灞上。关中州县纷纷纳降。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围观，其中有耆老痛哭不已，“不图今日复睹官军!”——自晋愍帝于建兴四年在长安被匈奴俘虏后，晋朝势力退出关中已经快四十年时间。而王猛，就在这些围观的人当中。
王猛是北海人，因天下大乱而隐居于华阴。但所有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隐士，都算不上真隐士，前有诸葛亮，如今有王猛。在桓温大军进入关中后，王猛随即前来拜见。桓温对王猛的第一印象是邋遢。史载，王猛“披褐诣之，扪虱而谈”，身上披着一条破麻袋，一边挤虱子一边吹牛。桓温出身于士族之家，王猛这种对个人卫生的讲究程度，在桓温眼里已经不是不拘小节了，而是令人作呕。但桓温还是对王猛另眼相看，因为王猛在谈及天下大势时，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令人很是动容。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今男人聊起国际政治，就跟女人聊八卦一样正常，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通讯极不发达，尤其像王猛这样的隐士，接受信息的渠道不仅有限，而且最后传到耳朵里的消息，更是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王猛依然能从有限的信息中得出让桓温赞同的结论，更可见其智慧超群。
在听了王猛的一番谈论后，桓温对王猛很是欣赏，于是便将心中的疑惑向王猛说出：我奉天子之命率领十万大军进入关中，为百姓剪除贼害，可为什么关中的豪杰却没有来投奔我呢?王猛回答道，您不远千里而来，深入敌境。可如今长安近在咫尺，您却屯兵于灞上，不渡灞水。大家都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心思，所以才犹豫观望，不敢前来投奔。
桓温默然不应，良久才说，您见识深刻，江东没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啊!并随即授予了王猛一个官职。桓温的这番态度，无疑说明了他是赞同王猛的观点的。而且结合桓温的行军路线以及长安附近的地理环境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桓温从江陵出兵，一路行至灞上，走的都是陆路。接下来如果想攻克长安，就必须渡过灞水，如此才能到达长安城下。
但如今桓温却停兵于灞上，不渡灞水。其进取之意不足，力求自保之势，已经昭然。关中豪杰摸不透桓温的主意，自然不肯轻易表明立场。果然，桓温在关中并没有待多久。一个多月以后，桓温与苻雄再战于白鹿原，此回桓温大败。同时，前秦兵在关中坚壁清野，令桓温大军无处觅食，只能撤走。临行前，桓温邀请王猛一起撤退，但王猛却表示了拒绝，他决定继续留在关中，观望局势。一年后，王猛才终于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苻坚，并进而在历史中迸发出耀人的光彩。
桓温的北伐，历来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桓温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流水平，最起码有平定蜀地、灭亡成汉的军功在那里摆着。但同时，又有观点认为桓温军事实力平平，三次北伐几乎没有取得多少战绩，而且败多胜少，尤其是第三次，被慕容垂大败于枋头，损失惨重，能有如此败仗，就根本看不出桓温作为名将的风采。
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基于结果来讨论桓温的军事能力，但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桓温的北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 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这是桓温的三次北伐中，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不仅收复了洛阳，还将东晋的边境从汉水一带推进至黄河沿线。
收复旧都，这本来应该算得上是北伐的重大胜利，不论往前和往后，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们梦寐以求的成就：诸葛亮心心念念“还于旧都”，却始终没有进得了长安，遑论洛阳;再往后几百年，岳飞止步于开封城外几十里的朱仙镇，也徒留千古遗憾。但桓温的这次北伐呢?在收复洛阳以后，朝廷和桓温两方的反应都很奇怪。
桓温自然是上书朝廷，说如今洛阳收复，朝廷应该迁都回洛阳——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朝廷却百般推辞。一则此时的洛阳虽然收复，但却处在前线，朝廷立身于此，大有危险;二则也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愿意搬到桓温的势力范围里去。请注意，这已经是桓温第二次上书朝廷了，而且此时距离收复洛阳，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那么在这六年里，桓温有没有取得什么新战功呢?答案是也没有。
桓温第二次北伐，出兵不久便攻占了洛阳，但至此，这次北伐在事实上也就已经结束了。当时，桓温派驻了地方官，然后便携带三千户百姓返回江陵，此后再未出征。也就是说，这次北伐在六年前进入洛阳后，旋即撤兵结束。而且在这六年间，桓温对于河洛一带，根本谈不上经营。他既没有驻军于此，也没有屯田垦殖，仅仅是任命了地方官。而洛阳得以存在于东晋的治下，主要也不是赖于军事实力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战乱，前秦和前燕混战，暂时没有顾得上而已。
如果桓温真的意在北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移兵北上，经营洛阳，巩固战果，伺机出击，但这些举动，桓温统统都没有。他只是静静地在江陵待着，直到洛阳周围的城镇逐渐被前燕侵占，直到最终只留下洛阳一座孤城，直到这座孤城最终失陷。在此期间，对于北方收复的领土，桓温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军事上的部署或者支援。
至此，再结合王猛与桓温的对话，便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来了：桓温北伐，并不是真的想恢复河山，而只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第一次北伐，已经到达灞上，却不愿意过河，本身就存了撤退的心思，怕万一过河，遭遇不测——这也正是王猛跟桓温所说的。而也正是因为桓温的迟疑，才让前秦有喘息之机，最终集结兵力击败了桓温。桓温在损失上万人后，撤回江陵。
第二次北伐，桓温充分吸取了经验，不再身犯险境，一旦有所收获便马上撤回，以确保胜利果实。而且，收复洛阳的功劳也足够大，大到不需要再有其他别的战功。当时，如果桓温真的一心想要北伐，那么以收复洛阳的底子，加上这些年来的用心经营，再加上正好遇到北方混乱，不难获得更大的战功。
然后是第三次北伐，也就是被慕容垂击退的那一次。在这次北伐的过程中，桓温情敌冒进，本身就有很多失误。但在后撤以后，他却做了两件事：第一，将战败的过错推卸到豫州刺史袁真的身上，导致袁真带地投向前燕;第二，废除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桓温的北伐，从来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以北伐为由来扩大权威，以达到弄权的目的，甚至于，取代晋室称帝。
北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既然立威才是目的，那么就容不得一丝一毫有损威望的事情发生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第一次北伐后，止步于灞上;第二次北伐，旋进旋退;第三次北伐，诿过于袁真的事情发生。桓温真正想的，从来都是不能遭遇大败，使威名受损。只是偏偏不想什么就来什么，第一次大败，第三次又是大败。
此后，桓温开始转移注意力，目标不再向外，而是对内。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不久，桓温便借故废除了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在此之前，桓温已经获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殊礼。桓温还想再进一步。这时候，门阀的力量终于成了他要面对的最大阻力。
简文帝在位时间很短，不过八个月便病逝。临终前，桓温希望遗诏能传位于他，而简文帝也确有此意，但最后却被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所劝阻。王坦之跟简文帝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不是说你想传给谁就能传给谁的!简文帝因此作罢。到简文帝病逝时，桓温尚在姑熟。群臣害怕桓温威势，都不敢扶立太子即位。后来还是在王彪之的竭力推动之下，太子司马曜才得以继位。同时，王彪之又阻止了使桓温摄政的提议——这位王彪之，出自于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堂侄。
此后，桓温又想让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自汉魏以来权臣篡权的必然途径。但这次，他又被谢安所阻。桓温此时已经病重，谢安反复修改诏书，竟然最终拖死了桓温。距离皇权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的桓温，最终还是被他所出身的门阀阻挡在了篡位的大门外。士族可以支持他执政，甚至于遥控朝政，但当他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打破东晋建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传统，士族却以行动表达了最坚决的反对。
建康的门阀，并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平衡被破坏。这种平衡虽然十分微妙，但却是士族共荣共和、掌握权力的基础。只有有了这个相互之间维持底线、保持制衡、维持均势、不使一家独大的平衡，士族才能真的做到竞争有序，共掌权力。大家都在一个牌桌上赌钱，你桓温当赌徒、做庄家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掀桌子，那就只能被大家合力制止了。大家都在规则内博弈，游戏才能玩得下去。
回顾桓温的一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他的运气出奇得好。虽然他羡慕王敦，但事实是他比王敦强，不管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个人机遇上。只是这种个人的成功，最终却给东晋稳定的政治模式带来了重大危机。随着桓温把这些好运气的人生节点一个个刷通关，他便已经脱离到整个体系的平衡之外，有了不遵守规则的能力。
而整套系统也因他的出现产生了重大漏洞： 这个体系本身，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他的能力。东晋的创立，本就是士族共和的产物。如今既然桓温的出现斩断了门阀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依赖的根基，那么这个王朝便已经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这个现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过，也不是没有人补救过。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就获得了比桓温更为强大的威望和实力。相比于桓温，谢安更有“掀桌子”的能力，但谢安却十分谦退，于名望最高处主动退避，让出了权力。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谢安对于这个不平衡系统的一种补救：不能让一门一姓就掌握足以颠覆王朝的实力，即便是自己的家门也不行。几十年前，谢安阻止桓温“加九锡”，是基于这种逻辑。几十年后，谢安主动退出朝廷，依然还是基于这种逻辑。但可惜的是，谢安个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桓温既然已经撕开口子，有了先例，那么很容易就会让后面的人闻到腥味，心动模仿。毕竟，桓温最后的失败夹杂了不少偶然因素，自己如果真的能碰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么难保不成功。
这个后来人，就是桓温的儿子，桓玄。三十年后，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称国号为楚。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刘裕就击败桓玄，恢复晋室，但这已经是回光返照，东晋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再回复如前。平民出生的刘裕，此后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权力，终于在58岁的时候，逼迫晋恭帝禅位于他。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敢反对刘裕，因为在他称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洒满了士族子弟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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