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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王锡爵仕途三十余载，入阁多年，还担任过首辅。王锡爵一生勤于政务，他的主要成就也就反应在政治上。申时行曾评价王锡爵的勤政之举，认为王锡爵在担任不到两年的首辅中处理的政务比他这个前任首辅在近十年内处理的事务还要多出数倍，感叹王锡爵的敬业。
王锡爵的大的政治成就，主要体现：一、力主对倭一战，保证大明外部环境的安全。二、防治灾害，救护民众。三、对皇帝贻政和朝臣结党互攻，政令不通的担心，并为之改革。
援朝抗倭
王锡爵在内阁首辅任上，曾经指挥过万历“壬辰抗倭援朝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五月，日本关白(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丰臣秀吉遣倭兵十数万攻朝鲜，陷王京(即汉城，今首尔)，朝鲜国王李昖奔至鸭绿江中朝边境，向中国求援。当时，王锡爵尚在太仓家中，故万历帝连召催促王锡爵速速入京，筹画军国大事。
倭寇侵朝前两月，宁夏致仕副总兵、蒙古族人哱拜也起兵造反，气势颇为猖獗。同时面对东、西两场战争，明朝政府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缺乏共识。因万历帝此时非常担忧宁夏战事，故王锡爵在赴京途中，即发书告知皇帝和内阁，称哱拜之乱不足为虑，倭寇实为劲敌，应将明军主力开赴朝鲜战场。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果如王锡爵所料，哱拜之乱不久即被平定，而抗倭战争前后持续了七年。
王锡爵回京莅任后，多次发书给在朝鲜的明军统帅宋应昌、主将李如松等高级将领，指授机宜，恳加申诫，要求他们扼险居要，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但不可轻敌，不可硬拼，务期全胜;同时，告诫他们要整顿军纪，不可欺侮朝人，更不可滥杀日军俘虏。
在明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败退到朝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明军收复包括平壤、汉城在内的朝鲜主要城市和绝大多数国土，使朝鲜李氏王朝存亡继绝，起死回生。经中、朝与日本两方谈判，日军同意撤出朝鲜。为了防止日军卷土重来，王锡爵支持采纳宋应昌所提出的关于明军留驻朝鲜，并在朝鲜屯田、开矿，以解决入朝明军每年庞大的军费、军粮供给问题的方案。由于朝鲜方面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以及明朝自身的边患防卫需要，和国内中原一带发生严重的水灾，财政极为困难，明军被迫撤回国内。
王锡爵辞相归隐后，仍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后续发展。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万历帝向国内各地派出矿税太监，四处横征暴敛，造成民间扰动不安。王锡爵当时便指出倭寇可能趁此机会，再度发动侵朝战争。果不其然，当年九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朝鲜。
纾困赈灾
王锡爵在内阁次辅、首辅任上，非常关心普通民众的生计冷暖，尽量为他们减轻压在身上的沉重经济负担。王锡爵曾一再上疏万历帝，劝谏皇帝不要催钱催粮，聚敛财富;又说：“上供一分，民费三倍;民出数金，害及数家 ”，恳求皇帝深体民生之艰难，多施行一些恩惠泽民的德政。
王锡爵身为吴人，出于身份回避的考虑，他一般不为家乡江南地区谋求特殊照顾。但是，每当家乡一带，如太仓、嘉定、上海、苏州等地发生较大的自然灾荒，他又必当上疏朝廷和皇帝，恳求宽免钱粮，桑梓赖以更生。从王锡爵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六年(1608年)等年份中，王锡爵都曾递交过请求减免江南钱粮的奏疏和公牍。王锡爵还在公文中特别指出，自明初以来江南赋税甲于天下，人民负担最重，平常年份尚可勉强应付，而一旦遇有天灾人祸，百姓则穷困交迫，难以为生，祈请朝廷“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万历三十六年，江南一带发生大水灾，王锡爵因此致书三位内阁大学士及户部尚书，为遭受严重水灾的家乡太仓一带恳求减免税赋，云：“敝乡(指太仓及周边府县)积雨连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号痛之声，日睹颠连之状，身虽在野，不忍坐视”;“敝乡故称水国……总不若今年之甚也。草野病人，虽一步不能出门，而穷民恸哭鼓噪之声，日彻于耳，不得不据实上闻，以祈哀恤……乃朦瞽愚计独以为救灾而不及救乱，议赈而不及议蠲，议蠲而止宽积逋，不及现征，恐元元喘喘之命终无全理。……目前桑梓嗷嗷大乱，则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门下，伏乞酌量边腹之重轻、军民之缓急，别求理财足用之术，不必尽仰江南”。
王锡爵还曾经认真负责地亲自领导过万历二十一年的中原特大水灾的赈灾工作，挽救回成千上万的灾民性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河南大部、苏北、鲁南连旬大雨，洪水泛滥，造成当地粮食绝收，庐舍荡然。至该年年底和第二年上半年，灾区出现大范围的饥馑状况，大批灾民因饥病死亡。王锡爵为此忧心如焚，他连上数疏，请求蠲免当地原应缴纳的赋税，并筹措了数额巨大的赈灾钱粮派发灾区。此外，王锡爵还带头率百官捐献数月官俸赈灾，并恳请皇帝、太后、皇后及后宫尽力捐款，以缓解赈灾经费不足之困。据钦差赈灾官员钟化民《救荒图说》的统计，该次受赈济灾民人数达到4746万人之多。由于王锡爵对赈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有效领导，终于使河南、苏北、鲁南灾区最终幸运地度过这次劫难，挽救回灾民性命以数百万计。
改革朝政
王锡爵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赴京途中，被任命为大明王朝的首辅大学士的，在任期间，他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作为一名忠君忧国的首相和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针对当时朝廷中出现的争论纷嚣、上下抵触、政事荒怠的亡国败象，提出了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希望通过改革，更化朝政，再度迎来大明王朝的中兴时代。
王锡爵的政治改革思想集中反映在万历二十一年及次年所上的《定国论一政体疏》、《因言辨论并劝录用人才疏》、《申请举行〈泰交〉、〈用人〉原奏疏》等奏疏中。王锡爵主张：第一，万历帝应当锐意思治，勤政宽仁，协和上下，改善与朝臣们的关系，使朝廷上下形成和衷共济、励精图治的良好政治氛围;其次，适当地强化内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机构的权力，合理划分内阁与其他中央政务部门的权责界限，整体上提升明代中央政府的效能;然后，再进一步整顿吏治，肃清政风，改善民生，使天下得以大治。
加强阁权(相权)是王锡爵政治改革方案中的核心。在他看来，加强相权，树立内阁及大学士的威望，不仅可以解决明朝中央政府各部门互相牵制干扰、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在皇帝长期荒怠废政的情况下，只有巩固和强化强有力的相权，才能有效遏止后妃、外戚之权，尤其是宦官之权的迅速膨胀，防止他们把持、篡夺国家政权。后来明熹宗(即天启帝)时，魏忠贤阉党轻易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大肆迫害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大批朝廷官员，就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缺少强有力的内阁和宰相。历史最终证明了王锡爵的苦谏和忠告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王锡爵积极呼唤改革，推动改革，想做张居正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有作为的大明首相。但万历帝此时不愿真正实施王锡爵的改革方案，群臣亦对王锡爵有所误解，因此改革缺乏实际开展推行的条件，王锡爵虽再三努力，但难有显著成效。
个人作品
文集文稿
王锡爵家有“赐书堂”，其收藏颇丰，书画甚富。
王锡爵著有《奏草》二十三卷、《牍草》十八卷、《文草》十二卷加《附录》两卷合编成《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五卷，分别收录于《四库存目丛书》135、136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7、8。
书法作品
王锡爵笔法秀颖，依稀有翡翠兰苕状，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称他“深于书。书尤深于唐碑。晚年犹悬碑刻满四壁，特不欲以书名耳。小楷清整秀劲，大可径寸者尤骨重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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