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农田生态补偿的现状依然严峻，一方面，补偿主体由政府主导划分，农民作为受益者话语权不够明确；另一方面，补偿方式相对单一，各省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结合经验模型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核算生态补偿标准。
关键词 外部效益；农田生态系统；生态补偿；补偿标准
1 外部性与生态效益概述
1.1 外部性
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乃至整个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前提条件。外部性又称溢出效应，指组织或个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组织或个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外部性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中主要针对组织或个人对他人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
1.2 生态效益
农田生态效益在农田生态系统功能多样化基础上集中体现其系统功能有益性，如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1]。农田生态效益作为公共物品，在研究角度上可参考经济学理论发展基础，公共物品在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者最初提出公共物品的经济学部分核心问题；90年代末萨氏在《经济学》一书中明确给出定义：公共物品指的是无论部分收益者是否进行消费行为，都能够使每一位社会成员收益[2]；同时，非竞争性和非排除性是公共物品典型的两大性质。
2 基于农田外部效益的核算模型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准则之一，由于其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测算体系和机制，具体研究需要从外部性基本核算理论模型到实例核算模型的梳理。
在设定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下，指一单位的生产或者消费行为影响了另一单位的生产或消费过程。如Fi=（Xi1，Xi2，Xi3，…，Xim，Xjn），i≠j，表示i生产或消费行为对j行为的外部影响[3-5]。
PSR模型在农田外部效益和农户对其保护意愿的转变同样影响其压力层面，公众根据压力和状态进行反馈[6]，实例研究中对农田保护效益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压力―状态―反馈体系在农田补偿机制中评价[7-10]。农田保护效益总评价绩效Ps（T）=SUM1[g1（ALq）+g2（ALz）+g3（C）]+SUM2[g4（T）+g5（M）+g6（F）+g7（E）+g8（I）][11-12]。
在以上理论模型中，在实例核算中确定外部性生态补偿的标准及范围难度较大；在生态效益部分，相对有着共同生态服务功能归纳，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废物处理、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气体调节、土壤保护、食物产出、原料生产及文化功能9项[13]在单位面积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中，借助谢高地等[13]于2003年提出的“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和借鉴车裕斌[14]、陈 丽等[15]、蔡运龙等[16]对于具体经验模型中补偿标准的核算公式，如下：EU=∑[Si×∑（×Pk）]-Si×∑（×Pj）（i=1，2，…，n，k=1，2，3，4），其中bi为i分地区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干物质产量；B为全国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平均干物质产量；j=1， 2， 3， 4分别表示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4种农田生态服务功能；Pj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准单价；Li为i分地区土地面积；L为研究区域总面积。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L为411 900.00 hm2，B为156 508 052.36 t，P1为442.4 元/hm2，P2为787.5元/hm2，P3为530.9元/hm2，P4为628.2元/hm2（表1）；其中荔城区和仙游县为负数，表示该地区为每公顷农田生态补偿的保护区；其余地区是需要补偿的地区。
3 建议与展望
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理论基础在环境经济学和生态学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之间交叉[3]；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究能在理论和实例方面有效规避单纯就行政和法律法规在宏观层面的解决途径，是对目前土地政策的一种补充。本文主要采用国外常用的研究方法，仍需要落实农村农田实际，不断交叉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克服农田生态补偿实施的缺陷，则需要明晰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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