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割据，相互攻伐，最终经过多年的战争兼并，曹操统一北方，东吴历经三世占据江南半壁江山，刘备占据蜀汉，呈三足鼎立之势。蜀汉鼎盛时期占据荆州、益州，后期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司马家族掌控的曹魏所灭。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时，汉室后裔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义，在当地商人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刘备家道没落，后师从当时大儒卢植，小有名气。在三足鼎立格局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道义上说汉室正统在他手中，即占据天时;江东孙权有长江天险，即占据地利;而刘备汉室贵胄，名声较优，善于笼络人心，即人和。
尽管屡受挫折，但最终在荆州三顾茅庐，隆中问对，请得名士诸葛亮出山。诸葛亮提出了占领荆州、益州，联合东吴，与曹操形成鼎立之势，再图问鼎中原的战略。孙刘联军火烧赤壁后，刘备向西扩张入川，取代了刘璋，占据了益州。之后，刘备出兵夺取汉中。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至此，刘备据有益州全境、荆州三郡，势力达到了极盛时期。
此时，守备荆州的关羽急于求成，孤军北伐，后方空虚。东吴吕蒙以白衣计乘机偷袭荆州。关羽被吴军擒获，遭到杀害。关羽失荆州，导致蜀汉国力衰减，失去进取中原的大基地，隆中决策至此夭亡。关羽失荆州是蜀汉衰落的开始。以后，蜀汉攻取中原，不得不从陇西进军，结果数十年北伐，一次也没成功。
曹丕篡汉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刘备即为蜀汉昭烈帝。刚刚称帝的刘备不听诸葛亮等大臣劝阻，毅然倾全国之力，攻打吴国，意图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在几次求和都遭到拒绝情况下，孙权积极备战，先向曹魏称臣求和，同时加强荆州的防御。孙权果断任命年轻的陆逊为大都督，率军退敌。公元222年2月，刘备亲率蜀军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陆逊则坚守不出。从正月到六月，两军相持不决，陆逊见蜀军士气沮丧，认为战略反攻时机业已成熟。公元222年6月，陆逊大破刘备军于猇亭。吴军不敢深追，刘备得以生还。夷陵之战以刘备惨败而告终。后来，刘备病死白帝。临死前，刘备将儿子刘禅及蜀汉政权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辅政后，派遣邓芝出使东吴，重修旧好，恢复孙刘联盟。由于刘备集团占据益州之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曹魏集团不一样，因而治理蜀汉，恢复发展经济政策便呈现出一定差异。蜀汉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以大规模屯田为主的措施，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州郡农业经济。诸葛亮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治理者，深谙足兵足食是“富国安家”之根本，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始终重视“务农殖谷”这件大事。为了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灌溉事业。自战国时秦蜀守李冰作都江堰以来，它一直是西蜀农业的命脉。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30斛以上的纪录。诸葛亮在发展州郡农业的同时，也进行屯田。不过屯田的规模不如曹魏、东吴大。尽管如此，它对减省军粮转运之烦，减少小农的经济负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征南中后，促进了南中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蜀汉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朝。蜀汉还设置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大大提高了，蜀锦驰名全国，远销东吴、曹魏，其收入成为蜀汉军费的一大来源。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发展。
此外，诸葛亮十分注重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杨洪、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是诸葛亮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诸葛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执法严明公正。在诸葛亮治理期间，蜀汉政治、经济、军事都有较大发展。蜀汉境内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诸葛亮并没有对那些少数民族采取奴役、征剿政策，而是采取开明的安抚政策。对于西北氐族、羌族等，诸葛亮以马超为凉州牧进行安抚。
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刘备去世后发动叛乱。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分几路南征。诸葛亮采取参军马谡的建议，以攻心为主，先打败雍闿军，再七擒七纵孟获，使这些少数民族心服口服，归顺蜀汉。至秋天，诸葛亮平定所有乱事。诸葛亮当政期间，少数民族与蜀汉一直和睦相处。
稳定的后方、开明的政治、不断发展的经济，是北伐的坚定后盾。于是，从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一共发动了6次对曹魏作战，但都没达到“兴复汉室、恢复中原”的战略目的。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葬于汉中定军山下。诸葛亮去世后，继承人蒋琬、费祎坚持诸葛亮的治国方针，军事上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不过，皇帝刘禅宠信宦官黄皓，排挤姜维，内政日益腐败。为了达成诸葛亮的遗志，姜维九伐中原，导致兵疲民贫，国力大减。
公元263年，邓艾率领数千精锐偷渡阴平，绕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历经重重险阻进入蜀汉腹地。而这宛如“天神下凡”般的操作，仿佛令蜀国上下吓破了胆，江油守将马邈开城投降，诸葛瞻帅数倍兵力迎战竟被击败，导致成都最后一道屏障绵竹失守。一路势如破竹的邓艾军顺势来到了成都城下，刘禅未做抵抗即出城投降。至此，坐拥“天府之国”延续43年的蜀汉最终宣告覆灭。
我们不禁会问：曾经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引得天下震动的那个蜀汉去哪了?坐拥“天府之国”占据地利之势，最终的结局为何是被邓艾的一只偏军所灭亡?蜀汉以这样近乎悲壮的形式走向覆灭，其中的缘由也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而其最终灭亡的结局也绝非偶然，而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全面解析蜀汉灭亡的深层原因。
灭亡前夕的蜀汉，只是拖着羸弱的身躯在勉强行走
发生在公元263年的魏蜀之战，决定了蜀汉走向灭亡的最终结局。这样的败局，我们要先从蜀汉自身来找寻答案。
一、从国家实力来说，蜀汉先天羸弱的实力相对于魏吴两国来说，实在是太过于弱小。汉末时期，天下共分十三州，曹魏占据幽、冀、兖、青、豫、凉、司、并、徐九州，孙吴占据扬、荆、交三州，而蜀汉仅占据一个益州，其中曹魏不仅占据地盘最大，并且还是当时经济最富庶北方地区。
这样巨大的差距同样也体现在人口上，蜀汉人口最多时仅有28万户，约96万人。曹魏在曹丕统治时期，拥有66万户约450万人。蜀汉过少的人口加上狭小的地域环境，使其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后来不论是诸葛亮“六出祁山”，还是姜维“九伐中原”，虽说在战场上胜多败少，但受限于自身的交通不便，以及曹魏强大实力的背景下，蜀汉北伐的努力，最终只是白白耗费仅有的国力罢了。
二、在人才方面，蜀汉同样也存在着先天的劣势。其中蜀汉的人才选拔，与魏吴两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汉末时期，国家军政人才多选拔于地方门阀士族，魏吴通过这种方式招揽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反观早期的蜀汉，因益州本土人才匮乏的缘故，其人才多是通过刘备的个人魅力集结起来的。也因此在荆州时，刘表死后其故吏大多归附于刘备。
刘备死后，诸葛亮的个人魅力丝毫不逊色于刘备，吸引了姜维等人的归附。然而诸葛亮亡故后，蜀汉再无拥有极强影响力的人物出现，新的人才也多是战争投降归附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早期初创人才逐渐凋零，而又无后补之人，此消彼长之下，最终导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发生。
三、经济与军事的衰落，更加剧了蜀汉灭亡的步伐。频繁的战争对蜀汉先天羸弱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为了发展经济，首先对南中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与发展，同时积极发展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基本能够支撑起蜀汉前期用兵作战基本需求。而到了蜀汉后期，由于连年的北伐，以致“蜀人愁苦”。东吴官员薛珝来蜀求马时，甚至都评价蜀民：“经其野，民有菜色”，后期的蜀汉已经快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了。
经济实力决定着军事能力的强弱，蜀汉经济的衰退严重打击了其军事实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率领的军队就多达十万人，而到了蜀汉灭亡时，其全部军力仅有“士十万二千，吏四万”，如此羸弱的军事实力实在是难以对抗强大的曹魏。
曹魏的逐渐强盛，为灭亡蜀国奠定了有力基础
一方面蜀国在不断衰败，与之相反曹魏实力却一直处于上升态势。面对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派出了“马步骑五万”，到了曹爽伐蜀时派出了“卒六七万”，而到了魏灭蜀之战时，钟会甚至“引四方之兵十八万”来讨伐蜀国。由此可见，蜀汉的衰落与曹魏的逐渐兴盛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此后历经司马氏三代最终全面掌控曹魏朝政，完成对曹魏政局的重新整合。期间相继粉碎李丰、夏侯玄谋废司马师事件;文钦、毋丘俭等人的淮南三叛事件。到了灭蜀战役前夕，司马氏家族在没有发生全国混乱的情况下，平稳得接过了曹魏政权，并重新整合内部势力，为发动伐蜀战役扫除了内部障碍。
曹魏消除内部反对势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扫除其周边少数民族势力及其他割据势力。公元253年新城之役和255年的寿春战役，曹魏先后两次大败吴国，此后吴国再无力进行北伐，魏吴对峙前线进入到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状态。
《晋书》：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
对北方少数民族，曹魏相继平定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势力。到了司马氏当权时期，司马昭于公元254年讨伐新平羌人，加强了对羌人的打击。一系列的对外举措，直到灭蜀之战前夕，魏国对外扫除威胁势力，对内保持安定局面，为曹魏伐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经济方面。蜀汉经济在持续衰退，而曹魏政权历经十几年的稳定统治，“高枕于广厦，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使曹魏逐步从汉末天下大乱中恢复过来。紧接着司马氏执政时期，逐步改善了曹魏自身骄奢、邢繁役重的弊病，使国家财政有了明显增强。再加上施行多年的屯田制，使得曹魏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形成了对蜀国的碾压态势。
魏蜀实力此消彼长，灭蜀之战一触即发
公元263年，曹魏励精图治装备多年，最终决定发动灭蜀之战。此时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吸取了曹真、司马懿、曹爽等人伐蜀失败的教训，结合此时魏蜀实力差距巨大的现状，制定了极为正确的战略方针。
司马昭基于三点出发，认定此时伐蜀胜算极大。其一此时魏国六年未经战事，多年来的休养生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其二蜀国国力空虚，全国上下士兵不足十万余人，趁其疲敝方可给予致命一击;其三蜀国朝政黑暗，唯一对曹魏有威胁的姜维蜀汉朝堂排挤，被迫屯兵沓中，难以对曹魏入侵做出及时应对。
为了保证伐蜀成功，曹魏一方面“征四方之兵十八万”，确保对蜀国兵力的碾压态势;同时命令唐咨制作大船进攻吴国，意图声东击西迷惑蜀国。但此时曹魏内部以邓艾为首的一批将领，却极力反对伐蜀，最终被师纂所说服。在临出征前，司马昭甚至斩杀反对伐蜀的强硬派邓敦，使得曹魏上下统一了伐蜀的决心。
曹魏做好一切战争的准备时，此时的蜀汉朝堂上下却依旧混乱不堪。唯有姜维敏锐的觉察到了魏军的战略意图，并上表后主刘禅加强阳安关和阴平的防卫。但黄皓却为了一己私利排挤姜维，利用占卜的卦象迷惑刘禅，使其不相信曹魏不会入侵蜀国，延误了最后的战争准备时机。
汉中之战：魏蜀间的初次碰撞
按照司马昭战略计策，伐蜀的十八万大军分三路进军。东路大军由钟会率领李辅、胡烈等人，十余万主力出骆谷攻取汉中;西路军以邓艾为首，率领王欣、牵弘三万兵力进攻沓中，牵制姜维大军防止其回援汉中;中路军由诸葛绪率领三万兵力前往武街，切断姜维后路。
蜀国这边，由于姜维改变汉中防御策略，由诸葛亮时期的“外围据守”改为“敛兵聚谷”策略。因而钟会得以顺利进入汉中腹地，随后派遣李辅、荀恺各帅一万余人，围困蒋斌于汉城、王含于乐城，自己率领大军主攻阳平关。阳平关守将因不满蜀汉对其待遇，遂献城投降，增援阳平关的张翼、董厥此时尚在汉寿，这样导致了阳平关的陷落。
随即而来的阳平关失守，令汉中丧失了益州屏障的作用。姜维闻讯立即退守剑阁，途中在疆川口碰上了追击而来的杨颀，并以赵广战死的惨重代价摆脱了杨颀追击。随后又声东击西，成功绕过了诸葛绪的堵截。最终联同赶到剑阁的张翼、廖化合军坚守剑阁。
姜维的成功退守剑阁，使得魏军原定伐蜀计划破产。姜维借剑阁天险严密防守，魏国一时难以攻克，同时又面临着粮运困难的窘境，魏蜀双方一时陷入到了僵持状态。
压力来到了魏军这里，为打破僵局，邓艾提出了一条计策。即出奇兵饶过剑阁，偷渡阴平直达蜀汉腹心，获得了钟会的支持。邓艾随即率领奇兵出发，历经艰险偷渡阴平直击江油。江油太守马邈误以为剑阁失守，做出失误判断竟出城投降。邓艾遂于江油整顿，随后继续进军，蜀汉政权此时危在旦夕。
蜀汉最后的战略调整，仍是问题重重
此时邓艾攻破江油的消息传到了蜀国朝堂，令蜀国上下为之一震。刘禅如梦中惊醒一般，立即作出战略调整：一方面派遣诸葛瞻率军前往涪城抵抗邓艾;另一方面令镇守巴东的阎宇前来支援，同时向吴国求援。从战略角度看，蜀汉的这次应对决策并无太大问题，但如要仔细分析，其中还是存在很多巨大隐患的。
其一，蜀汉以诸葛瞻为主帅，虽说可以凭借其诸葛家族的背景，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可丝毫没有军事经验的诸葛瞻，统帅军队的能力是很值得怀疑的。其二，诸葛瞻率领的军队多为临时招募和成都附近城池原有守备军，而巴东的增援尚在路上，南中的霍戈军由于没有刘禅命令没有前来增援。因此诸葛瞻率领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相比起精锐的邓艾军，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绵竹之战：“天府之国”陨落于此
随后诸葛瞻率领蜀国大军前往涪城抵御邓艾，但缺乏军事经验的他，从战役一开始就犯了许多致命错误。其首先拒绝了黄崇据守涪城的建议，并企图利用人数优势，在涪城附近与敌速战速决。但貌似有些高估自身实力的诸葛瞻，瞬间被残酷的战局击破了所有幻想。
邓艾由江油关进入成都平原，并迅速击败诸葛瞻的前锋部队。这一残酷事实，令诸葛瞻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在野战中也许根本无法战胜邓艾。随即立即放弃涪城，退往一百里外的绵竹关坚守等待支援。邓艾帅军紧随而至，两军再次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此时深入敌后的邓艾如坐针毡，立刻采用激将法，企图引诱诸葛瞻出城与之决战。
而诸葛瞻面对邓艾的羞辱，犯下了第二个致命错误：率领蜀军出城。绵阳决战就此爆发，有着“破釜沉舟”气势的魏军，面对不容失败的蜀军，两军都有着强烈的战斗意志，因而这场战斗的惨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虽然在战斗开始阶段，魏军一度战斗失利。意识到危险的邓艾，一度表现出想要要斩杀先锋官师纂和其子邓忠。而蜀军在诸葛瞻等人的激励下，更是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意志。
双方重整再战，最终的结局蜀军难敌魏军冲击。其中包括诸葛瞻、诸葛尚在内的蜀国将领几乎全军覆没，以近乎悲壮的结局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战，绵阳关宣布告破!邓艾军长驱直入到达成都城下，刘禅未做抵抗宣布出城投降，延续43年的蜀汉政权最终陨落。
兵临城下的抉择，刘禅为何轻易选择投降
绵竹关的失守，导致成都直接暴露在魏军面前。但此时的蜀汉尚未到达无可救药的地步，其中其三大主力：剑阁姜维、巴东阎宇和南中霍戈主力军依旧保存完整建制。且巴东蜀军正在回援的路上，吴国也在极力攻打魏国。而钟会的十几万大军，仍被姜维挡在剑阁关外，邓艾虽取得绵竹关的胜利，但自身损失却十分惨重。此时的刘禅只需利用成都坚固的城池防御，等待回援的蜀军，邓艾自会不战而自溃，为何会选择轻易投降呢?
其实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来说，并非只是简单的军事溃败，更是蜀汉上下抵抗意志的崩溃。刘禅妄图依靠诸葛瞻的家族背景凝聚人心，但随着绵阳关的失败，蜀国上下陷入到了最黑暗的时刻。上至朝堂百官，下至寻常百姓，人们寄希望于诸葛亮的后人能够带领蜀国走出逆境，但随着诸葛瞻的战死，这一希望最终化为了泡影。
而这也导致了蜀汉朝堂上下，彻底失去继续抵抗下去的信心。唯有刘禅的儿子刘谌主张坚守成都，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昏庸的刘禅显然不会接受这种玉石俱焚的守城计划。因而在这种背景下，刘禅反复权衡，最终选择谯周投降邓艾的建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蜀国灭亡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国力的逐渐衰弱，曹魏实力的逐渐增强，为其灭亡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大多数人看来，蜀汉的灭亡归咎于蜀汉晚期黄皓祸乱朝政，以及姜维数次北伐过分耗费了蜀汉国力，这些因素固然对蜀汉的覆灭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非是其灭亡的决定作用。
我认为蜀国的灭亡取决于其自身的衰落，并且这个衰落是全方面的，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才等多个方面。其中军事的衰落，导致蜀汉各个地区防备捉襟见肘。人才的缺失，使得战争后期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政治的昏暗，引起了蜀国战争后期一系列的决策错误，最终葬送了其几十年的基业，不得不令人感叹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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