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权臣司马懿联合朝中士族，趁曹芳拜谒魏明帝墓的机会，发动高平陵事变。此后，曹魏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公元255年，司马师在东征毌丘俭、文钦的途中病亡，魏帝曹髦想借此机会夺取司马氏手中的兵权，于是，他下诏命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大军返回京师。但曹髦此计却瞒不过钟会、傅嘏两人，司马昭也采纳了两人的计谋，亲自率军回到洛阳(京都)，曹髦被迫封司马昭为大将军。此后，司马昭接替司马师独掌了朝政大权，而钟会则替司马昭运筹帷幄，因屡出奇谋被“时人谓之子房”，逐渐奠定了其谋主的地位。
随后(公元263年)，司马昭任命如日中天的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军事，率领十万人作为伐蜀的东路军(主力)，与邓艾指挥的西路军、诸葛绪率领的中路军兵分三路伐蜀。此战钟会与邓艾密切配合，由钟会在剑阁牵制住姜维，邓艾则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后主刘禅不战而降，姜维被迫率部投降钟会，蜀汉宣告灭亡。
钟会是朝中唯一力挺司马昭伐蜀的大臣，他不仅与司马昭一同策划伐蜀战略，勘察地形，还当仁不让地担当了(主持)伐蜀主力(事宜)。按正常逻辑，在成功平蜀后，立下大功的钟会应会位居人臣，步入人生巅峰。
但事与愿违，在成功平蜀后，钟会却落得了个身死他乡，游魂返故乡的下场：监军卫瓘指挥胡烈等将领以叛乱为名将他杀害，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那么问题来了，钟会真的是因谋反而死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司马昭伐蜀的背景说起。
伐蜀背景：司马昭弑君后，蜀国成为唯一的威胁
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三国志·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
魏明帝曹叡英年早逝后，曹氏宗族再也无人是太尉司马懿的对手。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权臣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朝政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魏室被架空。
随后，司马氏不给魏室任何喘息的机会。从公元249年至公元258年，司马氏展开了一系列政变，并借平定淮南三叛的机会，一举将忠于魏室的武装势力消灭殆尽，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有恃无恐的司马昭弑杀了不甘充当傀儡的魏帝曹髦，另立曹奂充当毫无权力的傀儡皇帝。为了掩人耳目，司马昭声称是太子舍人成济违命杀死了曹髦，诛了成济三族。
至此，曹魏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但司马昭却没有马上称帝，而是选择继续让曹氏政权苟延残喘，这不是因为他心存敬畏，而是因为他心中还有所顾忌。
1、顾忌一：弑君恶劣影响未完全消除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三国志·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虽然让成济来背了弑君的黑锅，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显然欺骗不了魏国的老百姓，因此，在曹髦出葬(以王的礼葬)的时候，老百姓自觉围观并“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而朝廷大臣虽然慑于司马昭的权势，没人敢出声，但并不代表他们都支持司马昭。
司马昭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他急需用一场大胜来转换人们的注意力，以消除弑君的恶劣影响。
2、顾忌二：淮南三叛让司马昭心有余悸司马懿在高平陵发动政变架空魏室后，曹魏大军驻守在淮南(寿春)地区的军事统帅共发起了三次兵变，分别是公元251年的王凌之叛、公元255年的毌丘俭文钦之叛、公元257年的诸葛诞之叛，史称淮南三叛。
王凌为了避免朝权旁落司马懿之手，决定曲线救国，图谋废幼主曹芳改立楚王曹彪为魏皇，但却因机事不密，被老道的司马懿先发制人率军讨伐，王凌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投降，此次废立图谋也胎死腹中。而毌丘俭、文钦则是举兵直接反抗司马师，东吴了解此事后也派丞相孙峻率兵到寿春支援毌丘俭、文钦，虽然此次勤王行动最后被司马师平定了，但也使师马师毙命，重创了司马氏家族，更重要的是，此次行动为联合东吴抗击司马氏提供了先例。
诸葛诞曾与司马师一同平定了毌丘俭的叛乱，是有功之臣，但因为效忠于魏室，司马昭就用计将他逼反。诸葛诞为了自保，就联合东吴起兵反抗司马氏，但因为司马昭早有准备，加上诸葛诞与文钦内讧，从而被司马昭用围而不攻之计所破。
司马昭全歼了诸葛诞军及东吴军近20万人，直接使东吴内部陷入政治混乱之中，在大军上只能处于战略防御，再也无力发动对魏国的进攻了。但是，蜀国的姜维此时还在汉中虎视眈眈，北伐之心不死，如果魏国再有人有样学样，与姜维里应外合来反抗司马氏，这么将后患无穷，这就是司马昭最担心的事。
综上所述，在已经将东吴打残，曹魏内部也无人敢于公开反抗的情况下，蜀国就成为唯一对司马昭有威胁的外部力量。
而司马昭为了消除弑君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树立权威，以及为了避免有人与蜀国里应外合作乱，发动一次针对蜀国的大规模军事行为已是势在必行之举。
司马昭伐蜀另一目的：借伐蜀清除异己
在做出伐蜀的决定之后，司马昭在选择伐蜀的将领时颇费了一番思量。事实上，灭亡蜀国只是此次军事行动的其中一个目的，而清除疑似忠于魏室的高级将领，为司马氏谋朝篡位扫清最后的障碍，则是司马昭执意伐蜀的另一重要目的。
1、钟会：功高盖主，拒纳投名状
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三国志·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
钟会虽然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重用，成为司马氏集团中的谋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钟会就效忠于司马氏，事实上，钟会效忠的是曹魏政权，这从他对魏主曹髦的评价中可清晰地看出来。
贾充为了向司马氏表忠心，不惜冒着被诛三族的风险，煽动手下杀死了魏主曹髦，以此作为向司马氏效忠的投名状。但钟会在司马昭弑君事件中，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司马昭，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性格多疑的司马昭的猜疑。
对于忠于魏室的人，司马昭会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之所以逼反诸葛诞，就是因为诸葛诞迟迟不肯表态效忠自己，而现在身居高位的钟会又不自动与魏室决裂，所以，司马昭必须除之而后快。
2、邓艾：忠卫社稷，国之重臣
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晋书·帝纪第二》
邓艾是三国后期杰出的将领，是唯一能在与姜维的抗衡中保持优势的魏国将领。正是由于他在陇右的多次军事行动中屡败姜维，才使姜维始终无法越雷池半步。
邓艾出身于庶族，早期是个放牛娃，后来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司马懿的重用。曹魏政权能在三国中始终保持实力最强，特别是后期，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邓艾却与包括司马昭在内的士族格格不入，始终无法融入士族的社交圈子。
而且，邓艾也只效忠于魏帝。在司马昭提出伐蜀计划时，邓艾就以蜀国“未有衅”为由坚决反对，一度使司马昭“患之”，此时，司马昭就已经起了杀心，惋惜邓艾虽善于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却“闇于防患”，不明白“兔死狗烹”这个道理，最终才落得了“咎败旋至”的下场。
综上所述，钟会在功高盖主的情况下，却不宣誓效忠于司马昭，犯了与诸葛诞同样的错误，当然不为司马昭所容;而一直效忠于魏室的邓艾，则早已与司马昭貌合神离，只是因为他是唯一能抗衡姜维的人，司马昭才不得不重用他，但一旦拿下蜀汉，邓艾就会失去利用价值，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司马昭决意伐蜀，就是为了实现其一箭三雕之计。一是要平定蜀国，以避免魏、蜀联合对抗司马氏的情况出现;二是借机拿下功高盖主的钟会，以避免夜长梦多;三是要除掉平蜀后失去利用价值，而且效忠于魏室的邓艾。
钟会是谋反还是被逼反?
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三国志·钟会传》
钟会在平定蜀国后，司马昭随即亲自率大军进驻长安，并写信将此事告诉了钟会。钟会此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司马昭是不会放过他的，因此在仓促间反叛，但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就被监军卫瓘等人杀害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史书，就会发现关于钟会谋反的说法是根本立不住脚的。
1、司马昭允许向雄收葬钟会：不合常理
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晋书·向雄传》
当年曹髦不甘坐等被废黜的命运，他召见王经、王沈、王业三人，要与他们一起去讨伐司马昭。但王沈、王业两人转头就跑出去向司马昭告密，只有王经义不卖主(但他也不参加曹髦的行动)。司马昭认为王经和自己不是一条心，就将王经及其母亲处死，而向雄在行刑当天则因为痛哭而被捕入狱。
钟会被害死后，无人敢收葬，此时又是向雄挺身而出“迎丧而葬之”。但不合常理的是，此时司马昭一开始只是责备向雄，最后更是“甚悦，与谈宴而遣之”。
向雄为王经痛哭几声就被入狱，并险些丢掉生命，而王经犯的只不过是知情不报之罪而已。试想，如果钟会真的犯了叛乱罪，司马昭能放过为之收葬的向雄吗?
由此可见，在司马昭的心中，钟会所犯的并不是叛乱罪。
2、不杀卫瓘：正常情况下，“算无遗策”的钟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晋书·卫瓘列传》
司马昭在派出三路大军伐蜀的同时，又让卫瓘代理镇西将军并统兵一千人，以监军的身份持符节监督邓艾、钟会的军事行动。在平蜀后，钟会联合卫瓘以谋反的罪名用囚车监禁邓艾入京，这时的钟会属于正常发挥。
但在此后，“算无遗策”的钟会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他竟被卫瓘装病骗过，从而给了卫瓘作檄宣告诸军的机会，随后落得了个死于乱军之手的下场。
很明显，钟会放生卫瓘是在仓促之间作出的决定。如果他早就预谋作乱，那么，他在拿下邓艾后，紧接着就应该拿下卫瓘，以避免夜长梦多，这样才适合他“谋无遗策，举无废功”的实力。
可见，钟会的叛乱，并不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行动。
综上所述，钟会不是蓄意谋反，他是被司马昭所逼，为了自保而在仓促之间作出的反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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