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后，他已扫除了内部的最后一个对手，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了，魏晋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但是，性格刚烈的高贵乡公曹髦并不甘心做一个束手待毙的傀儡皇帝，竟亲率左右攻打司马昭，虽兵败被杀，却对司马昭构成了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公然的弑君行为触及了士人的伦理底线，这一事件甚至在司马氏集团内部都激起了强烈的非议。
司马昭本人也明白，顶着一个弑君的罪名，难孚天下之望，魏晋嬗代的进程也不得不有所延缓。在其后的几年中，虽然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未敢接受，王朝革命的进程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摆脱弑君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因而在灭蜀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司马昭停顿数年的代魏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年十月，在伐蜀之役初战告捷之时，司马昭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在平定蜀国之后，即刻于咸熙元年(264)三月受晋王的封号;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七月又命“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并建五等爵制，各种嬗代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的依次展开。
由此可见，伐蜀之役实际上是一场服务国内政治目标的对外战争，司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并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内之志，实际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为其嬗代铺平道路而已。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在魏晋鼎革完成之后，西晋君臣对于伐吴完成统一大业始终兴趣不大。虽然司马昭还没来得及完成嬗代，即于其年八月死去，但魏晋鼎革之势已不可动摇，其子司马炎于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受魏禅称帝，最终建立西晋。
正因如此，伐蜀之役在最初策划的过程中，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了军事上的需要。魏、蜀两国之间，就国力而论，自然是魏强而蜀弱，但蜀汉自承汉室正统，自诸葛亮主政以来，一直高举北伐旗帜，在军事上反倒形成了蜀攻魏守的局面。
曹魏在曹真、曹爽的主持下，虽曾有两次主动采取攻势，但皆遭受挫败。在司马懿坐镇关中期间，亦采取稳固防守，谨慎用兵，待到蜀军粮尽自然退兵的消极策略，甚至不乏“死诸葛走生仲达”这样畏敌如虎的笑柄。
因此，曹魏上下对于蜀汉颇怀畏惧之心，并不愿意主动进攻。而司马昭伐蜀的决策乃是出于摆脱国内政治危机的需要，并非魏、蜀两国的军事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维依然在不断地骚扰曹魏边境。
因此曹魏舆论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特别是钟会、邓艾之间的合作颇多争议，朝野上下充斥着质疑之声。
二、不得已的选择——钟会
在伐蜀之役前，许多人已经预见到了钟会的野心，因而对司马昭的人事安排提出质疑，甚至如刘寔之辈已经做出了“破蜀必矣，而皆不还”预言。不但如此，如果略加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对于司马昭重用钟会表示怀疑的人，大都与两人关系密切，是当时能够参与机密的人物，这似乎又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性。
其中王皇后是司马昭之妻，辛宪英之子羊琇是司马师之妻从弟，这两人皆是司马昭的戚属，邵悌、刘寔当时皆任司马昭丞相掾属，有参与政治机密的机会。钟毓是钟会之兄，王戎与钟会交往密切，钟会曾推荐王戎、裴楷于司马昭，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两人是很亲密的朋友。而从司马昭与邵悌的对话中，不难注意到司马昭本人对钟会亦不信任，只是缘于朝臣之中只有钟会坚决支持伐蜀，不得已才委以重任。
司马昭不顾众人反对，重用钟会伐蜀，授以重兵，岂非玩火自焚之举?这恐怕也并非是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所应做出的选择。《晋书·荀勖传》首先提供了一条反证：
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
可知司马昭本人并没有预见到钟会的叛乱，由于其对钟会的信任，在一开始甚至无法相信钟会叛乱的传言。
邵悌劝司马昭不要派遣钟会出征是基于一个细节的考量，即钟会“单身无重任”。胡三省注曰：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会单身无子弟，故曰单身无任。据钟会本传可知，钟会养兄子钟毅为后，确无子弟，胡注当得其实。
由于钟会无家室之累，一旦统重兵于外，朝廷缺少制约他的方式，邵悌的反对乃基于此，而非能逆料钟会之反。在伐蜀之役前，钟会确实已有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迹象，但若言当时已有人预见钟会之反，恐非事实。
伐蜀之役作为曹魏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大多数人对于伐蜀之役的前景与司马昭的人事安排皆抱有疑问。但在司马昭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朝中舆论自然不便直接对于伐蜀之役的前景表示悲观，而更多地将质疑集中于坚定支持司马昭伐蜀，受命为主帅的钟会身上。
而欲讨论司马昭伐蜀之役人事布局的由来以及解释为何要选择钟会为主帅，首先须对钟会、邓艾两人与司马氏之间的关系作一论述。钟会出自颍川钟氏，其高祖钟皓是汉末名士，《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
定陵陈穉叔、颍阴荀淑、长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
钟皓为当时的士人领袖李膺所推重，与陈寔、荀淑齐名，是当时的海内名士，为人所倾仰。而颍川钟氏与颍川陈氏、颍川荀氏一样，也是汉魏之际影响极大的家族。钟会之父钟繇是曹魏的开国功臣，位至太尉。
司马懿仕魏之后，通过交往与通婚的关系，与颍川陈氏、颍川荀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尽管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司马懿与颍川钟氏家族之间的交往，但是钟氏与颍川陈氏、荀氏之间，同样有密切的通婚、交往的联系，钟会是荀勖之舅，两族之间有通婚关系。
钟皓与陈寔之间的互相敬慕，亦是汉末士人之间交谊的佳话，而钟会本人敏惠夙成，少年时就受到司马懿好友蒋济的赞赏。可知钟氏与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同处于一个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中，到了钟毓兄弟、司马师兄弟时，两族之间已是通家之好，互相之间情谊甚笃。
从政治立场来说，钟会之兄钟毓可以算作是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他与曹爽不合，反对骆谷之役，因而被外放为魏郡太守。高平陵之变后调回中央，任御史中丞、廷尉，曾负责治夏侯玄之狱。而钟会的政治立场更为明确，与司马氏的关系更为亲密。
钟会为钟繇少子，黄初六年生，与许多曹魏的贵公子一样，他弱冠便已出仕，正始中为秘书郎。而其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则要到司马师执政时期。《晋书·景帝纪》载嘉平四年司马师执政后，“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此时钟会已经开始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的排列顺序颇为奇怪，在这七人中，当时钟会是年纪最小、出仕最晚、官职最低的，将其列在首位恐怕更多的缘于其与司马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及日后在魏晋之际的重要作用。
钟会是司马氏安插在高贵乡公曹髦身边重要的监视者：曹髦继位之初，司马师便向钟会了解其才度，以便加以防备。钟会的才华进一步引起的司马师的注意，当得益于虞松的推荐，虞松时任中书令，而任中书侍郎的钟会恰是其下属，而傅、虞松是当时司马师在政治、军事上最重要的谋士，东关、新城等战役之前，司马师皆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日后逐渐取代他们成为司马氏智囊的便是钟会，或许正是虞松的推荐使钟会进入了司马氏集团的决策核心。
待到正元二年(255年)，毋丘俭起兵时，钟会已是随同司马师出征，典机密事的重要谋士。同年，随着另一位重要谋臣傅嘏的早逝，钟会成为了司马昭最得力的心腹谋臣。其后，在司马昭平定诸葛诞的一役中，多由钟会居间谋划，时人谓之子房，以从事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
此时，凭借着司马昭的信任与重用，钟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出自钟会之意”。
因此，当司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来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时，钟会是参与谋划其事的核心人物，“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但司马昭伐蜀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尤其身处蜀魏前线、战功卓著的名将邓艾坚决地反对伐蜀的军事冒险。
为此，司马昭不得不派遣主簿师纂出任邓艾的司马，来说服邓艾并加强对邓艾军队的控制。事实上，直至誓师出征的当天，军中依然存在着反对伐蜀的声音，将军邓敦公开表示蜀未可伐，司马昭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将其诛杀，才保证了伐蜀之役的顺利展开。
三、不信任的无奈——邓艾
在此情形下，为了确保伐蜀之役按计划进行，司马昭对于其间的人事安排可谓煞费苦心。邓艾作为当时曹魏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又久在关陇前线，熟悉蜀汉形势，本是伐蜀主帅的最佳人选，但邓艾本人最初却坚决反对伐蜀之役。
而在另一方面，司马昭本人与邓艾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微妙之处。与大多数曹魏大臣不同，邓艾的出身非常低微，本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是司马懿发现了他的才能，辟其为掾，邓艾才得以步入仕途，其后无论是开辟淮南的屯田，还是在关陇抗衡姜维，邓艾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
尽管如此，邓艾却从来不是参与司马氏集团决策的核心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构成司马氏集团决策核心的人物，大都皆是曹魏功臣的后裔，司马氏兄弟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与深厚的个人情谊，邓艾尽管功勋卓著，但在文化上却与这一群体格格不入：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在这玄风兴起，士人以清谈为尚的时代，邓艾的口吃无疑与当时崇尚谈辩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也成为了司马昭取笑他的理由。这种善意的玩笑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同时也暗示了邓艾与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化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邓艾是司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辈上要长于司马氏兄弟，他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自然无法像与之年龄相仿的钟会、贾充那样亲近。而在邓艾功业已著的情况下，如何来驾驭这些司马懿时代的老臣，也是司马氏兄弟所要考虑的问题。
为了防止出现诸侯坐大的局面，司马氏兄弟在执政时期采取了削弱地方势力的强干弱枝之举，将一些原来控制地域较大的都督区分割为几个较小的都督区。原来的雍凉都督，即被分割为关中都督与陇右都督。
甘露元年(256)，邓艾以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而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关中都督，则授予司马昭的从兄司马望。可见邓艾与司马氏兄弟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司马氏兄弟倚赖邓艾为军事上的柱石，而在另一方面，邓艾却不是他们能够与之商议机密之事的亲信，甚至由于他的威望与功勋，尚是司马氏兄弟需要防备的对象。
而邓艾最初反对伐蜀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他与司马昭之间的关系，司马昭派遣师纂为其参军，留在邓艾军中任职，除了说服邓艾之外，恐怕也负有监视其动向的使命。
因此，司马昭在景元三年冬任命坚决支持伐蜀的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准备伐蜀之役，而久经沙场的邓艾所统帅的只是一支担负牵制任务的偏师。
作为司马昭的心腹，只有钟会才能够真正理解伐蜀对于司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因此钟会得以越过地位、年资皆在其上的邓艾，主导整个伐蜀之役的谋划与展开。
但是，为了制衡日渐骄横的钟会，司马昭在人事安排上也有所预留，任命廷尉卫瓘以本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行镇西军司，并给兵千人。当时钟会是镇西将军，卫瓘行镇西军司，其职本当隶于钟会之下，但卫瓘又负有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的使命，而且司马昭单独给兵千人，使得卫瓘又能独立于钟会、邓艾之外，成为监视他们的第三股力量，三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相掣制关系。
而司马昭在派遣师纂为邓艾参军之后，又将卫瓘安置在钟会身边，其用意不言而喻。
邓艾与钟会之间的冲突或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就可以注意到这一事件背后，埋藏着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贵戚子弟占据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他们通过对邓艾这样气类不同的异质力量的排斥，来巩固自己既得的权益，但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上升渠道的拥塞。
随着西晋的建立，把持朝政的司马氏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西晋的开国功臣群体，这些在魏晋之际有功于司马氏的人物为了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给自己及家族争取更大的利益，无可避免地展开了一番新的政治角逐，使得这一原本潜藏于地下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最终酿成了西晋初年政治中的一系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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