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赵祯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宋朝的历史中，与周边国家的纷争一直让统治者头疼不已，无论是西北边不时出来捣个乱的党项，还是北方的心腹大患契丹，都是宋朝想要解决却没能腾出手来解决的问题。赵匡胤强硬的统治手段和赵光义接连的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而看似软弱、保守的宋真宗，却成功的与契丹、党项达成了和议，使北宋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再没有爆发出大规模的战争，进而开创了宋朝唯一的一个盛世。
他的继任者宋仁宗，一贯秉持“佛系”的治国态度，在位42年，意外的是，他的逝世引发了京师的震动，商家罢市，学生罢学，就连乞丐和孩童也为他痛哭，开封府的老百姓自发披着白麻，挤到宫门前为宋仁宗烧纸钱。就连剽悍的契丹君主得知宋仁宗逝世的消息，也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还在契丹境内为宋仁宗设立了衣冠。
宋真宗到底做了什么，为宋朝换来了百年的和平?而宋仁宗又有何过人之处?成为了宋朝最受欢迎的皇帝。今天这篇文章会帮你解开这些谜团。
一、宋真宗赵恒的两次妥协。
赵光义在雍熙北伐和灵武城之战中，赔光了宋朝近三十万精锐部队，因战争而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国内经济凋敝，几乎退回到宋朝建国之初的水平。这时赵光义突然病逝，宋真宗赵恒继位。
新君登基，要解决的问题多不胜数，可麻烦还在接二连三的出现，先是四川发生了叛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勉强平叛成功，紧接着黄河又决了口，淹没了整个江北平原。正在朝廷用人之际，宰相吕端和大将张永德又相继去世，一文一武的台柱子都断了，朝堂乱成了一锅粥。一边平叛，一边治河，一边选人，还得时刻提防着北边的契丹，这就是宋真宗赵恒不得不面对的烂摊子。
正在赵恒头疼的时候，西北的党项向宋朝送来了求和的文书，而朝堂上众说纷纭，“主战”跟“主和”两派意见不一，吵成一团。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明党项都来求和了，为什么不顺水推舟答应下来呢?主要因为当时，只有平等的政体才有谈和资格，党项当时名义上还是宋朝的藩属国，它是没有资格跟宋朝谈和的，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只有投降和受降。要知道，在不久前的赵光义时代，无论战局如何，党项都只有谢罪称臣的份儿，而且还得主动改名换姓以示对宋朝宗主国地位的认可，比如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就有个汉名叫赵保吉。但赵恒登基后，党项居然直接遣人来求和，这相当于是对宋朝宗主国地位的否认，更是对赵恒的挑衅。
但是赵恒的反应非常平静，他不仅同意了党项的求和，而且给予的条件无比优厚，不仅承认了党项占据夏州、银州的合法性，而且把定难五州中其余的三州也赐给了党项，正式封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这意味着，赵匡胤和赵光义两朝所有的努力全部作废，党项恢复了祖先时期对定难五州的所有权。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赵恒不是傻就是怂，这么轻易就放弃了两朝君主无数场战役才争取到的领土，他难道不知道作为皇帝必须寸土必争，才能守住疆土振奋人心吗?
别急，在骂他懦弱无能之前，先来看看赵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定难五州位于河套平原的中部，它与宋朝西北方的疆界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宋朝的疆界到定难五州，中间全都是沙漠，也是党项骑兵活跃的地盘。定难五州虽然是党项的发家之处，但对于宋朝来讲却是鸡肋，即便攻占了定难五州也没有什么用途，不仅要面临党项骑兵隔三岔五的骚扰，还要在边境囤重兵以备万一，正所谓攻城容易守城难，占据定难五州，不过是几城之得，可为了守住它需要的开销，却是个无底洞。赵光义在党项的一场大败，已经丢掉了五城中的两城，也使剩下的三城更加难守。更何况宋朝当时还有黄河要治，四川叛乱要平，还要让仅剩的军队休养生息以对抗契丹。因此，赵恒不是傻，也不是无能，放弃定难五州，只是他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得不做出的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这是赵恒做出的第一个妥协，好不容易才摆平了党项，北方的契丹又开始往边境屯兵，宋朝反应迅速，也在北方定州一线，布置下整整十五万的大军以对抗契丹。1004年，契丹皇帝和太后亲征，绕过了宋朝在定州的重兵，直接杀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这是什么概念呢?澶州城与开封之间只隔了一条黄河，战局开在了自家门口，大臣们更是吵成了一锅粥，主战派要求赵恒亲征以振士气，主和派已经打起了向南方逃跑的主意，最终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胜利了，宋真宗赵恒亲征至澶州城，宋军士气大振，挡住了契丹军队多次攻城冲击。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中宋朝与契丹的兵力对比。契丹方面的主力约三十万人，宋朝的主力约十万人，北方边境还有十万的边防军正在赶来支援，宋朝方面派出了老将李继隆和石保吉负责排兵布阵，而契丹军队的主心骨萧挞凛却已中箭身亡。契丹深入宋朝境内，后勤补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依托黄河天险和坚固的澶州城，契丹骑兵无法再往前推进一步，而宋朝的军队也无力打垮契丹骑兵，两军一度陷入了僵局。
这时，契丹向宋朝提出和议，赵恒派大臣曹利用赴契丹大营谈判，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005年达成了和议，两国约定结为兄弟国，宋真宗赵恒年纪更大于是成了哥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为弟。其次，宋朝每年还要向契丹提供“军旅赞助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在边境设立贸易集市，契丹人不能硬抢，宋朝人也不能欺诈，做到公平交易。这三条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
你看到这个和议的内容，可能立刻会想到清末时期朝廷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同样是赔款，同样是开放通商，除了割地之外，好像跟那些条约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宋朝并没有在这场和谈中吃亏。为什么这么说呢?宋朝跟契丹作战，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还不包括人员伤亡，而“澶渊之盟”中的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宋朝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就仅仅是在贸易集市上的利润，也这个数字的两倍多。其次，宋朝和契丹结束了战事，也可以避免长年重兵戍边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没有了财政压力，才可以给百姓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这就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二次妥协。至此，他终于哄走了党项，跟契丹结成了兄弟国，北方一线近百年没有再起过战争。这一和平的局面对宋朝的发展至关重要，短短20余年，宋朝整个国家户口增加了417万户，财富增加了近68倍，这个财富值相当于唐朝贞观二十三年总量的4倍，甚至是清朝乾隆时期的3倍。赵恒也因此开创了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唯一的一个盛世，史称“咸平之治”。
二、宋仁宗赵桢的无为之治
1022年，赵真宗赵恒去世，儿子赵祯继位，史称宋仁宗。相比起宋朝的前三位皇帝，赵匡胤开疆，赵光义扩土，赵恒虽然战斗能力较弱，政绩倒也还可圈可点，但宋仁宗赵祯显得非常平庸，既没有什么才华和谋略，也没有军功，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之所以那么高，其实主要是因为庙号里的那个“仁”字，也就是脾气好。
宋仁宗赵祯的脾气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包拯担任监察御史，上朝时屡次犯颜直谏，甚至连唾沫星子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并没有怪罪，而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认真听取包拯的谏言。有一次，包拯想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但张尧佐是赵祯宠妃的伯父，政绩上也没有大过错，赵祯只得把他降为节度使。可就是这样，包拯还不满意，他带着七名言官闯进朝堂跟赵祯理论，放到其他朝代擅闯朝堂可是杀头之罪，即便是在言论宽松的宋朝，也难逃贬官外放的命运，可赵祯不仅没有惩罚他们，还听从了包拯的意见，收回了对张尧佐的认命。
还有一件事，赵祯继位时年仅十三岁无法亲政，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当时有位叫程琳的臣子为了巴结刘太后，竟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她效仿唐朝武则天，废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刘太后认为这有负祖宗，严词拒绝了。赵祯亲政后，有人用这件事弹劾程琳，但赵祯却只是一笑了之，他认为程琳有才华，能做大事，不仅没有记恨程琳，反而连连提拔他，使程琳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显赫一时。
宋仁宗赵祯的“仁”不仅给了大臣，也福泽了宋朝的士子和百姓。他规定，科考时如果考生对试题有疑问，或是对自己的学问拿不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一改之前考生只能闷在小屋子里答题的拘谨。
对百姓，他积极扶持商业发展，全面取消了自唐朝时就有的宵禁，让宋朝的夜市繁荣一时，夜市里不仅有开封当地的商户，甚至还有来自契丹、吐蕃、回鹘等周边国家的商贩，热闹程度堪比今天的国际美食节。另外，在其他封建朝代，全国的建筑物都非常低，不准超过皇宫的高度，但在宋仁宗时却没有这项规定，开封城里有家酒楼叫做“樊楼”，临近皇城的东华门，高五层，比皇城还要醒目，它并没有官营背景，但却有国家特许的酿酒权，每天晚上热闹非凡，成了当时开封府一道有名的景观。
因为宋仁宗的宽容，他在位的42年中，北宋的朝堂出现了无数的名臣大将，包括我们熟悉的范仲淹、包拯、种世衡，文学方面也百花齐放，有柳永、晏殊、欧阳修、黄庭坚、程颢。就连一直不受重视的科学技术方面，也有毕昇、沈括、王惟一等能人出现。后来活跃在宋神宗、宋哲宗及宋徽宗前期的许多名臣，如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等一大批人才，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因此历史上有个说法，叫做：“仁宗养士三代受益”。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有疑问，如果皇帝真的什么都不管，朝堂上又有那么多大V，每个人都各抒己见，岂不是要吵翻天了。其实，宋仁宗赵祯对臣子始终是宽松但不失控的，他尊重每个臣子的建议和看法，但一旦朝中显现拉帮结派的态势，影响到国政大事，他就会立刻出手。比如在范仲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只是观望，任朝中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每天都吵个不停，但一旦确认了新政存在的问题，他就默许朝中的反对派将范仲淹等人弹劾下台，从始至终自己都隐藏在幕后，始终不明确表露态度。
终仁宗一朝，赵祯从未在朝堂上公开赞扬或是贬斥任何一位臣子，这看起来并不起眼，却是避免党争、保持稳定的关键。 身为皇帝，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支持谁、反对谁，都不应该让臣子发现，一旦被臣子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借皇上的手打压政敌，在物资上搜刮百姓讨好皇帝。如果皇帝的态度不偏不倚，臣子们自然就没了争权夺利的心思，剩下的争执只是观点的碰撞，并不会危害到国家利益。
这就是宋仁宗的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同时却牢牢把控着刹车的开关，因此，仁宗年间有四真之说：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学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瑷是真先生。宰相有权而不滥用，翰林学士身为参谋尽职尽责，御史清廉能干，而胡瑷独创的集经义和实务于一体的湖学，被定为“太学法”推行全国。官员不谋私则百姓得利，因此仁宗一朝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与民休息，这也是宋仁宗赵祯逝世之后，百姓纷纷自发哀悼的原因，他给了子民一个最繁华的时光，真正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不折腾。
三、文官武将共同的努力。
任何一个朝代的昌盛，都离不开文臣和武将们的努力，我在这里选取了真宗、仁宗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名臣，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作为。
首先，我们来看看真宗时期的寇准。
1004年，北宋和契丹的战争刚刚开始时，朝堂上大多数臣子都很悲观，赵光义三十万兵败的阴影让他们从心底怕了契丹铁骑，契丹一路南下，宋朝几乎是屡战屡败。以王钦若为首的主和派主张让真宗南迁以躲避辽国的入侵，而赵恒本来就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看到契丹骑兵来势汹汹更是惶恐不安。这时，只有寇准一个人站了出来，不仅痛骂了朝堂中主张迁都的大臣，还针对当时恶劣的战况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法：一方面调兵遣将，使朝廷派出的每路兵马能够互相接应;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偷袭契丹军营和粮道，打乱契丹的军事部署，延缓契丹骑兵南下的步伐。
当契丹打到澶州城下，他更是极力督促宋真宗赵恒亲征，到达澶州城下后，真宗不敢过河，只想驻扎在南岸的一座小城里，又遭到了寇准的坚决反对，为了让真宗彻底打消逃跑的念头，寇准令禁军指挥使高琼及手下的禁军卫士直接把真宗的御辇抬了起来，直奔北岸战场。前线的将士看到真宗士气大振，成功抵御住契丹骑兵多次的攻城。
如果没有寇准的坚持和他的军事才能，宋真宗可能早就已经迁都南下，而军心会随着皇帝的逃跑而溃散，根本没有与契丹议和的资格，“靖康之耻”可能会提前上演，而北宋的寿命也会大大缩减。
其次，我们要说的是仁宗时期的范仲淹。
对于范仲淹这个名字，你一定非常熟悉了，他之所以能成为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可不仅是因为那句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靠的是他显赫的军功和政绩。
1038年，党项正式改国号为西夏，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本文中还将继续沿用党项这一称呼。1041年，党项率兵东下入侵宋朝，宋军大败，范仲淹以文臣身份临危受命，在西北边防前线带兵对抗党项。范仲淹到任后并没有一味蛮干，而是分析了北宋与党项的国情后，确定了针对党项的全面战略：以守为主，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党项国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采纳武将种世衡的建议，封堵北宋和党项的边境，以城寨相连，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还从当地猎户中挑选身强力壮之人，裁掉内地老弱冗兵，最终选出一万八千人，成为边防军主力。1042年党项来犯时，发现宋军已形成了一套坚固的边防体系，党项骑兵在城门外叫阵几次都无功而返。1044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精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具体起来就是修寨，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一点点向党项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一点点蚕食掉了党项的国土。他以文臣之身，牵制了西北线十余万的党项骑兵。当时流传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里的范就是范仲淹。
此外，范仲淹还发起了第一次对宋朝制度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指出了宋朝目前面临的十余个重要问题，如官员的升迁不够透明，以及军队改革等、新政推行了一年多，虽然以失败告终，却给后世皇帝和朝堂敲响了警钟，后来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也参照了庆历新政中的一些想法和措施。
说了两位文官，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位武将，宋仁宗时期的种世衡。
种世衡是范仲淹总领西北军务时期一手提拔的武将。当时北宋在西部与西夏交战，西部地区无险可守，而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机动性不足，在开阔的地带野战往往不是党项骑兵的对手，种世衡发现了这一点后上奏朝廷，希望重建边境废弃的宽州城用来抵挡党项骑兵，得到许可后，种世衡一边战斗一边筑城，凿地一百五十尺，却碰到石头，工人认为石头无法凿穿，而没有水源的城，根本不具备防守能力。种世衡没有放弃，而是告诉工人挖出一簸箕碎石付酬一百钱，就这样，三天之后终于得到了泉水，这座城被命名为青涧城，成为宋军在西北阻击党项的重要据点。
此外，种世衡还积极收编周边的羌人，创立了战斗力极强的种家军，并巧施离间计，除去党项皇帝李元昊的两位心腹大将，党项接连吃了几场败仗，好几年都不敢靠近种世衡负责的防区。
总结
首先，我们说了宋真宗赵恒的两次妥协，一是将定难五州归还了党项，二是与契丹签下和平协议。从表面来看，宋朝又失地、又赔款好像是落了下风，但是却换来了近百年的和平，宋朝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宋朝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盛世“咸平之治”。
其次，我们说了宋仁宗赵祯的无为之治，宋仁宗擅长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宽容臣下的过失，但手段绵里藏针，宽中有紧，并没有丧失对朝堂的控制权，反而培养出了许多名臣，福泽三代。
最后，我们说了真宗、仁宗期间的三位名臣，寇准的坚持让北宋得以延续几十年的国运，而范仲淹和种世衡在西北方面的战绩，也使党项不敢再频繁东下挑衅，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为宋朝敲响了警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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