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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尊称慎子。中国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省)人。《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是从道家中出来的法家创始人之一。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俭》。
慎到，生于赵国首都邯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认为其卒于公元前299年(齐闵王时，今人以为错误)。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也有人鉴于其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他主张“抱法处世”“无为而治”。又一说，慎到，赵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编纂《慎子内外篇》 ，并辑录慎到传记大略谓：“慎到者，赵之邯郸人也。慎到博识疆记，于学无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国，或为卿相，或为士大夫，故卜子夏馆于西河，吴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业于其门，及门弟子者甚众。慎到与孟轲同时，皆通五经;轲长于《诗》，慎到长于《易》。
齐威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为立馆稷山之下，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治而议论，天下诸侯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以齐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
楚襄王时慎到赴楚，为楚(顷)襄王傅。襄王之为太子也，尝质于齐，及其归也，齐王求东地五百里乃得归，不与不得归。襄王退而就慎子计，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献策焉。上柱国子良曰：“不与则不信，请与而复攻之。”昭常曰：“去东地五百里，是去国之半也，勿与，臣请守之。”景鲤曰：“不可与也，臣请西索救于秦。”王谓慎子曰：“寡人谁用三子之计?”慎子曰：“王皆用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里索救于秦。齐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试，楚东地复全。”
传中所记慎子为襄王献计事，发生于前299年。襄王即顷襄王。(据六国表，立于周赧王17年，卒于周赧至52年)其父即楚怀王。(《周书谥法解》曰：“慈义短折曰怀”)楚怀王赴秦会盟，被秦所欺而扣留于秦国。顷襄王立于周赦王17年(前298)，襄王立之三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慎到与屈原约略同时。《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又述其言曰：“无用贤圣。”《荀子解蔽篇》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这种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杨 《荀子注》谓“慎到本黄老之术，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又述其言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是慎子以尚贤使能为非也。慎氏本《内篇》录《韩非子难势篇》慎子之言，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又曰：“贤智能不足以服从头则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太平御览》638录《慎子》之方，曰：“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又曰：“君立则贤者不尊。”《御览》523录慎子之言，亦曰：“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记战国时有二慎子：“ 《战国策》有慎子，为襄王傅;鲁亦有慎子，见《孟子》。”
按鲁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厘。“滑厘，慎子名。”焦循《正义》曰：“慎子与墨子之徒禽滑厘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厘，或以慎子师事禽滑厘，称其师滑厘不识，皆非是。”
著作
慎到著有《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除上述篇目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绝望之情。慎子认为天地的伟大，但同时相信人们能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家体系，从慎子开始，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在前期法家中，慎到以“贵势”著称。“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
他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无为而治”。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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