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
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〇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宋朝四二〇年至四七九年。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〇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〇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〇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