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邀请我去二祖道场采风，在这个五月，我来到太湖。
在中国佛教诸多宗派中，我对禅宗一直有着特别的兴趣。禅宗的祖师们否定一切有形的外部世界，甚至也否认现实中的自己，他们一辈子都处在静谧的思维状态，唯有刹那的所得，才是他们人生的追求。因此，我一直认为，禅宗是佛教中的一支精神贵族，一支思想先驱。从这一点来说，禅宗自宋代以后的逐渐衰落，是佛教世俗化和边缘化落下的苦果。
对于二祖慧可，人们感兴趣的就是他的那条断臂。为了向他的老师达摩求证，慧可挥刀断臂，以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但唐代道宣律师却有不同的看法。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在北方大肆废佛，当四万所寺庙被分给贵族作为宅第，当大批经卷被梵毁，对于慧可来说，就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在一条荒莽的山道上，慧可步履踉跄，行色疲惫，为了躲避追索者的目光，也为了寻找自己一颗丢失很久的心，他终于来到江淮之地的太湖山区。
道宣律师在他的《续高僧传》一书中十分肯定地说，慧可的那条胳膊，正是丢失在那次南逃的路途。
一千多年过去了，没有人能知道慧可的那条胳膊究竟丢失在哪里，但这一切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慧可将从达摩处传来的禅法种子在江淮之地开花结果，又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中国禅宗应运而生，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二祖慧可是“中国禅宗第一人”。在禅宗中国化的进程中，慧可是真正的承前启后者。
当慧可走到这深邃的大别山时，他看到一幅完全不同于北方大地的恬静画面，附近的茶园里，农夫们一边劳作，一边歌唱着，他们衣着简便，食难裹腹，却一个个快乐无比，于是慧可知道，真正的禅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而是在这群农夫之间。慧可当即决定，停止自己奔走的脚步，在这江淮之地的群山峻岭中住下，以安放自己不安的灵魂。
太湖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殷书林先生听说我要去二祖道场，执意放弃他的双休日，自始至终陪同着我。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下盘旋，就像一千多年前一样，附近的茶园里有茶农在忙碌着，这该是一年中最后的茶季了。当年慧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时，他一定也看到同样的场景，一千多年过去了，时空似乎并没有发生变化，我感觉那山野间的每一个人都是慧可，都是慧可与他的弟子们，只是，禅的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不再是静谧处的苦苦思维，也不再是山林深处的隐遁，而是山民们的欢快劳作，是他们对待艰难时世的豁达心态。
慧可在大别山中禅居达九年之久，这期间，他往来于狮子山与司空山之间，有时候，他会长久地禅坐在一块巨石上，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更多的时候，他与农夫们在一起，并像农夫一样自耕自食。九年后，慧可回到北方大地，谁也不知道慧可在大别山中悟到了什么，但据说自始慧可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变易形仪，随宜说法，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如是长达三十四年。”有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出入于那些地方？慧可说，越是那样的地方，越能历炼自己的心智。被问得多了，慧可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何干？顺俗而不流俗，佯狂而不露真相，这才是一个大智禅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处的态度。
如果正如道宣所说，慧可的胳膊是丢失在南逃的路上，但慧可的此次大别山之行决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他丢失了一条胳膊，却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
我们来到河南岸的“望佛亭”，隔着一条河，对岸的那座山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同样是站在这个位置，当年的赵朴初就发出“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感叹。这是不奇怪的，在禅者的眼里，世间的一切，无不是佛，无不是智慧。就像现在的殷书林，狮子山中的每一块石头在他眼里无不是尚待开发的宝藏，无不是太湖人的骄傲。春讯刚刚过去，河床大部分裸露着，只是在河中央有一泓静静的流水，倒映着两岸青山。我们脱下鞋，开始涉水过河。有些凉意的河水像小鱼儿吻咬着我们的腿部，赤脚踏在细软的河沙上，痒痒的，这痒痒的感觉传导到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舒畅。趟过河水，用手抹去脚上的沙子，再穿上鞋，感觉自己就真的到达智慧的彼岸了。
有钟钹之声骤然响起，这是二祖寺僧人迎接我们的特有方式，夹杂着绵密的唱诵，像有千军万马在风雨中疾奔。等走进寺里，却只见一名僧人。我们在这里休息片刻，沿着山路继续向山顶攀登，至一平地，有两间旧寺坐落在一块巨大的葫芦石上，《太湖县志》有“葫芦石在薛义河，相传二祖秘记存焉”的记载。有人忽然问，什么是二祖秘记？二祖秘记藏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回答。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却值得人追问一生的问题。就像慧可的那条断臂，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究竟丢失在哪里。
站在葫芦石旁远眺，河对岸的山酷似一只巨龟，它伸着头，却永远地定格在那里，成为一种意象。远处连绵的群山间有无数条看不见的羊肠小道，每一条小道似乎都蕴藏着无尽的禅机。耳畔山风习习，仿佛是禅定中的慧可发出的粗重呼吸。我忽然想，作为一个禅宗大师，慧可留给后人的所谓“秘记”，难道不就是他自己的一颗心吗？这颗心他丢失了很久，而在这块葫芦石上，终于重新找到，于是，他把这颗心留给了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循着这颗心，去寻找丢失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