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汉景帝,朱元璋在世时,为了子孙的千秋万代,利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开杀诫,几乎杀光了明朝所有的开国名将。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的是他最优秀的四儿子朱棣。建文帝面对皇叔的造反,几无可用之将。
在中国历史上,重演了两次皇帝削藩、藩王造反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西汉王朝的汉景帝削藩,以镇压七王之乱而告终,继续延续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时代;大明王朝的建文帝削藩,以建文帝下台,造反的藩王朱棣取而代之而告终,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时代。战争之后都是盛世,但皇帝不同。前者是皇帝仍继续当他的皇帝,后者是藩王当了皇帝还开创了一代盛世,两个朝代,两种不同的极端结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吴楚七国之乱
一、汉景帝的统治手段比建文帝高明得多
同样是皇帝,汉景帝比建文帝高明得多。汉景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皇帝,可说是雄才大略。西汉皇帝之中,汉景帝刘启可以说重重地写上了一笔,刘启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在他当太子时,就曾因为下棋争个高低暴打吴王刘濞之子刘贤,而且还出了人命,竟然一棋盘把刘贤给拍死了!当了皇帝后,刘启也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晁错是个忠臣,向他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他为了平息叛乱,竟然答应了叛王们的要求,腰斩了晁错。这样的狠心,比乃祖刘邦丝毫不逊色。从这一方面看,建文帝比汉景帝就软弱得多,他的叔叔朱棣都造反了,他还对朱棣下不了狠手,告诉前方的将士们不得杀害皇叔,期望以后有和解的机会。但人家朱棣可不这么想,他是一心想除去侄皇帝而后快的。
汉景帝诛杀晁错
刘启的统治,也比建文帝高明得多,他为人节俭,不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他重农抑商,劝勉农桑,禁谷酿酒,禁粟喂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使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在对待叛乱上,为了国家的统治,他决策果断,不管是杀晁错,还是派周亚夫平定叛军,从不优柔寡断。而在这方面,建文帝就表现得不尽人意,不具备一个帝王的优秀特质。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帝是一个书生皇帝,他拜三位大儒为师,如果论学问,建文帝重用的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无人能出其右,但如果论兵法作战,这三位可说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秀才遇到兵,如何战而胜之?所以,建文帝的“建文新政”跟汉景帝的“文景之治”不可同日可比,建文帝的治国经验和平叛手段,比汉景帝差了何止一大截。
二、朱棣的英明雄武比刘濞高出一大截
同样是造反,西汉王朝的刘濞跟大明王朝的朱棣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刘濞虽然也是马上王爷,曾经在秦末帮助刘邦打天下立下战功,但跟朱棣比,就差了许多。刘濞造反时,表面上是七王之乱,声势浩大,但这七王并不团结,刘濞也没有统一指挥七王的权威和能力。所以,所谓的七王之乱,真正铁了心造反的,只有刘濞一王。其他各王都是看风使舵的角色,对于造反配合不够。刘濞也不是善于听从合理化建议的明主,他拒绝了田禄伯的分兵建议和桓将军的长驱直入建议,失去了出奇兵作战的战机,使周亚夫从容截断了他的粮道,终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兵败被杀。
明成祖朱棣
而朱棣是朱元璋所有皇子中最厉害的皇子,曾长期与蒙古人作战,两次率师北征,招降过蒙古乃儿不花,生擒过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虽只北平一城之地,但其军队却是明军中最精锐的,军事实力在诸王之中占据魁首。
不只如此,朱棣具有司马懿般的隐忍狡猾性格,装病欺瞒建文帝,暗自招马买马,其志就在问鼎帝位。朱棣造反,北方诸将多为其旧部,因此投降者众,这为朱棣提供了先天的成功条件。朱棣的军队不只有汉兵,还有精锐的蒙古铁骑,他重用当时的“黑衣丞相”姚广孝,而姚广孝又是当时可以比肩刘伯温的智者,同是藩王,朱棣的优势比刘濞多出许多。
三、人才储备,汉景帝比建文帝优势明显
如果论兵员,汉景帝和建文帝的军队数量也差不了多少,甚至建文帝的军队数量比汉景帝的还要多。毕竟汉景帝面对的是七王之乱,而建文帝面对的仅仅是一王之乱。但这两位帝王面临的历史环境不同。汉文帝给汉景帝留下了一些足以安定江山的人才。比如周亚夫,就是汉文帝给汉景帝留下的一批优秀人才,汉景帝又培养了一批人才,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刘武、张羽、韩安国等,后来都成为平定七王之乱的大功臣。尤其是周亚夫,是汉文帝千叮咛万瞩咐交给汉景帝的备用人才,正是在七王之乱的危急之时刻派上了大用场。
靖难之役
相比汉景帝,朱元璋在世时,为了子孙的千秋万代,利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开杀诫,几乎杀光了明朝所有的开国名将。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的是他最优秀的四儿子朱棣。建文帝面对皇叔的造反,几无可用之将。他在朝廷中重用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儒生,仓促之间派上战场的耿炳文,是个善守的将军,跟朱棣、姚广孝相比,并非敌手,遭遇大败。接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一位纨绔子弟,虽然都是名将之后,但早已失去了乃父之风。建文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也远不如朱棣的少而精。所以,战争的胜负向朱棣一方倾斜,最终建文帝以一国之力,也没有战胜朱棣一城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