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考虑到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自然难以避免，合理且未至于悬殊的收入差异可以刺激竞争，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或收入阶层的固化显然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即使在相同的收入差距之下，我们仍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差别是缘何而起?显然，民众对于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收入不均的容忍度是不同的。放眼国际情况也是如此，收入差距反映在基尼系数上，然而基尼系数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国社会对收入差距问题怨声载道;反之亦然。比如，在基尼系数相当高的美国(45.0，世行数据，下同)，民众抗议收入不均的呼声并不算激烈;而在基尼系数很低的埃及(30.8)却反而屡屡有民众因收入问题游行暴动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与美国相当(47.0)，而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样有必要探讨收入差异背后的原由。
1 实践目的
眼下国内关于收入差距的文献很多，但对于上述这一具体层面的研究则似欠缺;出于社会对收入问题的容忍度不仅与收入的绝对差距相关，同时也与差距产生的原因有关的判断，同时考虑到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也即将切身面对收入分配这一现实问题，故而本小组决定就此展开实践。
2 实践结果分析
2.1 实践数据基本情况本小组主要采用了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收集民众对于不同原因所致的收入差异的看法。共计收集了 50 份答卷，作答人员包括工学院学生、老师、学校附近闲杂人员以及学生家长等。数量上虽然略显不足，但涵盖人群类型较广，因此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2.2 民众对于影响收入的若干因素的态度
(1)工作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群众对于凭借出众的工作能力而获取更高收入的容忍度是最高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有怨言，且表示非常支持的人接近 40%。普通民众对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一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收入分配方式是相当认同的。
(2)教育/学历几乎与工作能力相当，由于受教育不同/学历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别同样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可，在作答者中没有一人对此表示异议。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是产生科技人才的摇篮，因此接受更高教育者总体对社会贡献更大，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无可厚非。由此可见，倘若中国的收入分配主要由以上工作能力、教育/学历两个指标所主导，即使收入的绝对差异不一定很小，普通民众也不太会有所不满，仍属于良性差距，社会依然可以保持稳定和谐。
(3)权力背景/社会关系与前两项截然相反，民众对于凭借权力背景/社会关系而获得高收入的人群相当不满，难以接受甚至忍无可忍的比例达到30%。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国人身在其中，对其危害性和不公正感悟颇深。同时靠权力和人情也确实不属于合理的收入分配要素。如果任其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是极有害的。
(4)家庭财产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第一批富裕人群至今，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继承家产的富二代乃至富三代，社会上对于这些人也是褒贬不一。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虽然民众对于这样的致富方式不甚满意，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容忍，中庸地选择可以接受者占到了三分之二。
(5)地区/城乡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上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没有根本性改观，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上的差异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3倍左右(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的数据显示民众对此的容忍度同样很低，表示难以接受或忍无可忍的人接近 30%。由此可见，地区/城乡差异对于收入的巨大影响如若不能尽快缩小，势必会降低社会凝聚力，成为影响团结稳定的隐患。
3 其他一些在调查中发现的现象
3.1 普通民众对于自身收入情况的判断并不准确在本次调查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家庭收入不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与工学院人群的实际情况和统计学常理显然是违背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一是很多居民确实缺乏了解社会总体收入情况的渠道，且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公信力不足;其二或也存在有意低报自身收入的中国式藏富心理。但不论怎样，这种对于自身收入普遍的认识误差可能会影响到作答者对关于收入的所有其他问题的判断。
3.2 当下中国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总体不满很大7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大或者悬殊。可见政府调控收入差距的压力是很大的，也是刻不容缓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整体上不满于收入差距过大的人远远多于在此前的任何一个差异原因的分项调查中表示不满的人。这似乎有些矛盾：很多民众或许只是在跟风地表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而当面对具体导致差异的原因时，反倒显得有些茫然和过于宽容。这可能部分源自普通民众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缺乏更深的思考。
3.3 自身背景对相关观点的影响此外，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受访者自身背景对于其相关认识和观点也颇有影响。典型的比如自身家庭教育背景较浓厚的人往往尤其支持依靠教育优势获得高收入;家庭背景殷实的人在数据上表现出了对于继承家资更高的接受度。此外，中老年受访者对于收入差异的总体容忍度明显低于青年人。而经过相关性计算，我们发现性别对于受访者的观点和认识没有显著的影响。
4 结束语
经过本次调查实践我们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工作能力和教育背景上的优势而获得高收入的人群普遍报以支持的态度，而对于因权力背景/社会关系以及地区/城乡差异而产生的收入不均则相当不满。介于此两者之间的是民众对于因继承家庭财产而致富者的态度。综上所述，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团结，国家和政府应当着力限制权力/人情资本的过度蔓延，并加快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对于继承家产方面或可适度调控，比如加大财产继承税等。而对于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教育水平以获得更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有必要加强自身公信力，并切实增加普通民众对于社会收入问题的真实了解。若能使民众对于自身收入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必然有助于该问题的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