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市场开局表现令人“心塞”，一些言论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实际上，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过于悲观了。虽然中国经济看起来确实困难重重：2015年GDP破“7”;投资增速下滑、制造业收缩加剧PPI下行的风险;内、外需受制于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对于经济的支持作用有所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正在上升，逆周期调节在“去杠杆”的经济目标下效用弱化;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岗人员需要妥善安置。但是，在下行经济数据的背后，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从出口驱动、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包括供给侧改革、利率和汇率改革、金融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财政和农村土地改革等，改革释放的红利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新动能，并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
国家领导人也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五年内将保持在6.5%以上的增速，这个目标如果可以实现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依然可观。同时，外界还高估了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出口的12.7%、进口的10.4%，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溢出效应报告》，中国GDP增速下降1%仅会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0.05%，远小于美国经济增长下滑1%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0.3%的影响。美国国民收入账户也显示，美国的利润只有0.7%来自于中国。
因此，当前市场最重要的是从恐慌和悲观的情绪中恢复平静。市场在看到IMF对全球经济增长发出警告、索罗斯宣称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政府对于稳增长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所做出的努力，要看到日本政府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利好消息，要看到油价已经重回30美元/桶上方并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
尽管当前市场比较脆弱，但是如果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能和市场保持良好沟通，市场情绪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企稳。毕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体系都要比历次金融危机时期更成熟，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地缘政治或将取代经济基本面，成为2016年影响全球市场的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对于大宗商品市场而言。
一是欧洲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正在增强。社会稳定被破坏的风险超过了移民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恐怖袭击威胁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闭边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开放包容逐渐向封闭排他转变的欧盟。在难民问题上，欧盟内部的分歧或许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此外，英国国内退欧呼声渐涨，一旦英国在6月举行公投时退欧，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遭受重大影响。
二是石油“大佬”沙特面临内忧外患。在国内，沙特新国王萨尔曼将30岁的儿子立为副王储引起了皇室内部的不满，权力斗争将加剧;国际上，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激化，两国断交，中东地缘政治裂缝逐步扩大。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等纵向联动上。以1月份全球市场的波动为例，在1月7日，中国A股开盘仅半小时就出发熔断机制后，市场的恐慌情绪便从股票市场传导至其他市场，全球的汇市、商品市场、全球股指期货全线下跌，人民币汇率连续两个交易日贬值了1.08%，布伦特原油价格创下11年来新低。商品市场的疲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全球债市。一方面，穆迪将175家能源公司置于可能降级的评级观察之列，标准普尔昨日下调雪佛龙（Chevon）等10家投资级美国大能源公司的评级;另一方面，哈佛教授莱因哈特（C.Reinhart）警告称，主权违约有可能在资本流入潮结束后大量涌现，希腊可能不是唯一一个为IMF违约的国家。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定位风险由哪个市场开始，但是联动性加强的现象已变得越来越频繁。
2016年的市场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决定了市场的波动或许将比往年更大。也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说，“市场不喜欢不确定性”，市场情绪的自我恢复能力在震荡期间几乎被消磨殆尽。目前各国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尽可能地安抚市场情绪，向公众传导政策意图，这对于全球市场在最大程度上归于平静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