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表现
现阶段，除了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幅持续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民收入增幅减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和主要农副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导致绝大多数农副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价格不断下降；二是在全面买方市场新格局下，为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乡镇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生产发展出现了由超常增长向正常状态的转变，农民在乡镇企业取得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减少；三是地方政府为了安置下岗职工、保持社会稳定，排挤农民工的现象在一些地区相当普遍；等等。上述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村居民从种植业、养殖业、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中取得的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收入仅仅是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一部分，由于职工工资相对较高的行业和单位，往往能以多种方式和渠道为其职工谋取更多的福利，以及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等，工资收入的差异并不能准确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居民手中。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总工会等6个部门对职工生活状况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4978户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拥有60%的金融资产，最贫穷的43%的居民仅拥有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家庭户均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
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壮大，传统产业则不断萎缩。在行业管理不规范、传统就业模式、就业观念和保障制度的条件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难以通过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逐步缩小。二是近年来市场约束进一步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政策、金融环境等有较大差异，企业之间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停产、半停产、破产、倒闭的企业职工收入大幅度下降。三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影响了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如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措施进一步落实；以调整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幅度裁减工作人员为主的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推开；取消福利分房，代之以住宅分配的货币化、市场化；医疗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等等。
3.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在率先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从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将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二是合理、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也是调动企业、个人投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三是收入分配状况通过抑制或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供求关系进一步向买方市场转变、需求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下，总需求扩张步伐的快慢，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速度。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增幅持续下降。1998年和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幅均低于7%，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除了城镇居民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过渡期、收入与支出预期不稳定等因素外，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1.总体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高收入阶层除了自身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以外，现阶段，由于社会监督压力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加强，因非法收入暴富的部分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不得不更加谨慎。同时，在社会秩序尚未根本好转、普遍存在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的情况下，部分勤劳致富的私营、个体业主的消费行为也只好随大流，不敢露富。
2.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缓慢
我国农村市场具有消费者数量多、发展潜力大等特点。目前，城镇居民对一般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基本饱和，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过渡时期，农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村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是推动我国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缓慢，农村市场萎缩。 3.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
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在城乡居民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加快中、西部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收益的高低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大批人才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地区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其次，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相对较低，地区市场规模有限，制约了中、西部地区面向地区市场的产业的发展；第三，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决定了东部地区是我国市场规模和潜力最大的地区，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除了立足本地市场外，需要不断提高中、西部产品在东部市场的份额，中、西部地区远离主要市场，区位劣势进一步加剧。
三、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政策建议
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一方面要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受传统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影响较重的部门和单位，要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据个人贡献的大小和绩效的高低，适当拉开收入档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尤其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现阶段，要在继续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的同时，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有效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扩大。
1.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多数农副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长期以来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回旋余地不大。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有新的思路。一是要加强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力度。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要根据农村贫困人口居住分散、自然条件恶劣、思想观念落后等特点，采取移民搬迁、强化教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等综合手段，把财政扶贫资金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尽快使这部分居民摆脱贫困；二是要扶持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一直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农村城市化的主要力量。现阶段，要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疏通融资渠道、理顺产权关系、人才培养、技术设备更新、减轻税费负担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使之逐步适应买方市场的新格局；三是要把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中、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适度集中，形成集聚效应，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中、小城市的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人口增加就业机会。
2.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1999年9月，国务院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失业保险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分别提高了30%，这一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但许多家庭仍难以维持基本开支，其发放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
3.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基于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做出的一个历史性重大决策，也是我国20多年前决定实施沿海地区开放战略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地区布局上作出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在认识西部开发难度的基础上，要充分调查研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步推进，用新的思路、新的精神风貌、新的机制、新的政策措施促进西部开发。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提高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抑制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
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健全、手段不足，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现阶段，一是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堵塞漏洞，强化城乡居民的纳税意识，加大打击偷税、逃税的力度；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的征收，在实行实名制的基础上，设立利息税的起征点，保护低收入阶层，并逐步从比例税率向累进税率过渡；三是要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推进金融创新，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创造条件；四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利息税、遗产税、赠与税取得的收入，应全部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5.加强各项制度、法规的建设，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
在引起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因素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最大。对此，一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树立廉洁奉公的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秩序；二是要强化社会监督，严肃党纪国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三是要加强各项制度、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堵塞体制、政策、法规等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