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处于各种目的而达成的一种联姻，具有政治目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和亲增进民族交往与融合和亲政策的实施使唐王朝确立了“天下共主”的统治地位，促成了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统一，维系着各民族友好团结，加强了各民族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推进了民族通婚与同化进程，为实现民族融合创设了有利条件。
一、加强唐与少数民族间经济往来
在和亲关系推动下，唐王朝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往来逐步开拓扩大，以贡赐、互市等形式满足双方物资需求，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商业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贡赐即“朝贡”和“回赐”。作为一种官方贸易，它实质上是君主国与臣属民族间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的反映。少数民族在与唐和亲后，“朝贡岁至，蕃礼必备”。
和亲民族通常以本地域稀罕之物作为贡品，派朝贡使来唐进献。贡使由唐中央主管民族事务的机关鸿胪寺接待。唐王朝作为赐方，则对和亲民族厚往薄来，以丝织品、茶叶、器物等予以回赏。太宗年间，吐谷浑诺曷钵尚唐公主后“献牛羊万三千头”唐中宗时，吐蕃赤德祖赞尚金城公主，自此频岁贡献;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契丹“使朝献者无虑二十”;肃宗即位后，回纥屡屡献貂裘百氎来谢。
和亲民族通过朝贡，获取了更丰厚的回赐和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其以与唐联姻来谋求政治依托和经济扶持的积极性。于唐而言，贡赐贸易更是一种政治手段，是增强周边依附性、推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央集权的联系方式。互市贸易是中原同周边少数民族在靠边境线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商品贸易活动。“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至唐代，中原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两蕃等和亲民族均建立了互市关系。
官方互市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主，唐王朝以丝织品或茶叶等换取少数民族优良的马匹、驼、驴、牛等战略性物资以充盈国防;诸和亲民族则从内地获取生活必需品，并获取可观经济利益。诸如开元年间，唐与突厥和亲后，“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东北两蕃附唐，营州出现“安农互商，金帛山积”之盛貌;“安史之乱”后，回纥依托和亲与唐交好，驱马市茶。
为方便管制，唐朝设置了互市监规范诸蕃交易之事，对互市场所、日期、商品种类等进行限制，保证互市活动秩序和双方贸易的连续性，提高和亲民族对唐经济依赖和服从。可以说，和亲为唐与少数民族间的贡赐、互市贸易提供了政治前提。通过经济交往活动，地方物资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民族间经济差异进一步缩小，依附性进一步提高。
二、增进唐与和亲民族间文化交流
和亲在推动唐与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双方宗教、文学艺术、礼俗等方面的融合与交流。在礼俗上，出现了唐与和亲民族相互吸收、日趋同化的现象。
一方面，少数民族主动接受并效仿汉民族礼俗。吐谷浑诺曷钵尚弘化公主后，使其子“童年入侍”，接受华风熏陶;宁远尚和义公主后，遣子弟入唐以习华礼;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后，松赞干布一改游牧装束，“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普通少数民族群众也习汉俗，学农耕，以至出现“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的景象。另一方面，唐王朝对和亲民族礼俗也秉持包容、欣赏的态度。
统治者重待蕃将，吸纳异族，中原胡风盛行。上层汉女着胡服，学胡妆，打马球，行为思想愈加奔放;中原男子渐染少数民族侠风义气，形成了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新追求。汉蕃在礼俗上的交流，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进程。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原佛教文化随和亲传入了少数民族，和亲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宗教礼仪也在中原广泛传播开来。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佛塔、经书和释迦牟尼佛像，松赞干布专为其修建佛教圣地布达拉宫。其后文成公主又亲自主教修建汉式庙宇小昭寺，打通唐佛教僧侣来吐蕃传教的通道，推动佛文化与藏民族信仰相沟通、融合，促进了藏传佛教体系的形成。对于和亲民族宗教，唐王朝坚持诸教并行态度，允许信徒在中原置寺传教。回纥登里可汗在位时，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与唐和亲后，中原“对其(摩尼师)敬重等于宰相都督”，“京师为之立寺”。
由此，唐统治者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使唐与和亲民族间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在文学艺术领域，一方面，通过和亲，胡汉语言文学表现出深层次的融合。随着唐与和亲民族间的密切交往，“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现象不再新奇，上层胡人子弟入朝习诗书之事渐成潮流。吐蕃松赞干布尚文成公主后，就使酋豪子弟入国学学经典。
此外，开元年间，金城公主请唐将《毛诗》《礼记》等儒家经典抄送吐蕃，增进了外族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认可。另一方面，胡艺传入中原，给汉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丰富了汉人的娱乐生活。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喜欢听胡歌，看胡舞。武则天时期，武延秀前往突厥迎亲时，学突厥歌，作胡旋舞，深受熏陶。
玄宗时，安禄山亦是胡旋舞爱好者，御前作舞，“疾如风焉”。民间百姓的生活更为多彩，“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胡艺为娱乐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由此，和亲为唐与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创设了兼容并蓄的开放环境。汉民族在吸纳绚烂多彩的胡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自身文化内容;和亲民族也在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改变着自身生活、思维方式。可以说，文化之交流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之交融。
三、推动民族通婚与同化进程
从婚姻视角分析，唐代和亲政策的实施淡化了夷夏有别的传统观念，使民族间的交往不再限于上层统治阶级。通婚现象拓展到整个民间，使和亲民族血统与汉民族相混合，直接推动了民族同化与融合进程。唐同多民族的通婚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和亲公主随从与外族人结婚;二是两族之适应了异族风俗习惯，便会与胡人通婚，繁衍后代。文成公主入藏时，太宗遣媵婢二十五人及大量能工巧匠随公主出嫁;金城公主和亲时，中宗亦使杂伎诸工随行。和亲公主随从或是互为婚姻，或是与当地人结婚，产生血缘杂糅的后裔，为缩小民族差异，促进民族融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两族民众间的通婚相对来说更为典型，主要表现为胡男与汉女的结合。
从太宗贞观二年的诏书中“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即不难看出中原与少数民族互为婚姻的现象于唐初已然存在。伴随着公主和亲，民间大规模通婚使得“一半胡风似汉家”。
至唐中后期，胡人又依托部族强盛之势及与唐的和亲关系在中原掠娶妻妾，进行强迫婚姻。代宗大历年间“回纥诸胡在京师者……或衣华服，诱娶妻妾”。
这里提及的诸胡大多为昭武九姓人，在回纥与唐和亲后，借名杂居中原，与一大批汉人女子结为婚姻，后代逐步汉化。通婚表现出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胡汉族人两性结合推动了人口繁殖，使后代的样貌体态、性格素质融合两民族特征，发生质的改变。蕃族高鼻、深目之貌和野蛮精悍之性与汉族眉目清秀、文质彬彬之态相融，使后代能文善武，进取蓬勃。
另一方面，血统融合造就出新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念，淡化了民族偏见，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通婚这种开放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混血儿”对“胡汉一家”的观念具有深切的认同感，他们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广泛渲染和睦相处、团结友好的民族观，对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增进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结语
和亲是特定历史情势下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统一。唐朝自建立伊始，唐统治者即秉持怀柔思想，以和亲政策作为建构新型民族关系的权谋之策。由此，唐对和亲民族的认识发生了由对抗到为己所用的变化，和亲民族也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下和受唐册封过程中对唐王朝的政治统治地位建立了认同。
同时，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使唐与少数民族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得以加强，民族通婚与同化进程得以推进，民族融合渐成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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