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帝，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唐太宗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01：保全所以儿子性命，太子之位不是争取来的制度
李世民对身边的人说了一番话，道出了选择李治为接班人的原因，“一是定下规矩，如果立李泰，那说明太子的位置可以由个人钻营而来，不是皇帝决定。从今而后，如果太子和诸王兄弟不和，争来斗去，两个人全部废了，太子位置只能是“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二是保全儿子，如果立李泰，那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保不住了;而立了李治，李承乾和李泰都能保住性命，不至手足相残。这两个目的，第二个顺利实现了，李泰和李承乾后来确实都是善终。第一个却落了空，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每个皇子都想拼一把，争来争去。没办法，谁让他李世民开了这个历史先河，为后世子孙作出了榜样，立下了标杆呢!
02：关陇贵族等高门大族:和普通地主家庭支持
李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太宗皇帝不得不接受。这就牵涉到贞观中后期的朝廷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唐太宗后期的朝堂上主要有两种力量：关陇贵族等高门大族出身的官僚和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太宗把高门大族官僚当成执政的根本依靠力量，而把普通地主官员作为使用力量，即高门大族掌握大权，普通地主干活办事。这两股力量在唐太宗的调和或领导下，本来相安无事。但随着争夺太子斗争的激烈，两股力量各自围绕着一个皇子凝聚起来。普通地主家庭官员多数是读书人出身，自然就集聚在魏王李泰身边，如房玄龄、刘洎等。高门大族本来是支持李承乾，可奈何李承乾最后实在是扶不上墙，最后转而支持李治，这帮人主要是关陇贵族的代表长孙无忌，江南士族的代表褚遂良等人。长孙无忌、褚遂良看中李治而不是李泰，主要是因为李泰羽翼已丰，翅膀已经硬了，不好控制。而李治还没有自己的班底，在外人看来性格也比较懦弱，将来容易控制，因此极力在唐太宗面前推荐李治。
03：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
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的时候，唐太宗有次秘密召见长孙无忌，讨论李治的性格：我说小舅子啊，你当初劝我立李治当太子，可我发现他性子太软，怎么能够带领朝廷和国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呢。吴王李恪这个人，英明果敢，非常像我年轻的时候，要不然咱们再换个人，立李恪当接班人，如何?李恪是唐太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身上流淌着李唐和杨隋两个皇族的血脉，那血统是极其高贵。但正是因为他身上有隋朝的影子，反而成了竞争太子接班人的软肋。因为一旦他上位，人们不免会认为隋朝借尸还魂。所以，刚开始李恪就出了局。唐太宗这时旧事重提，想换李恪上，纯粹是因为认为李治过于懦弱，小肩膀扛不起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李恪身上的隋朝阴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毕竟保住祖宗社稷要紧。
03：缓和关陇贵族和普通地主家庭的矛盾，有利于国家团结
长孙无忌去用大道理压服唐太宗：咱们咱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啊。太子是国本，国本不稳，那朝廷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你再想想，再好好想想。长孙无忌这话听着很正确，实际上已经有威胁的味道，你非要换李恪，那我们这帮支持李治的人也非要把李恪给弄死，到时朝廷又是两边站队，乱七八糟，看你还怎么收拾烂摊子。唐太宗掂量再三，最终打消了用李恪换李治的念头。所以，与其说是唐太宗看中了李治，不如说是李治背后的高门大族力量的支持，使他不得不选择了李治，因为这些高门大族官僚才是他政权的根基。普通地主官员可以重用，但不能大用。可以大用到替皇帝执掌朝政地步的，只能是和皇帝同一个阶层出身的高门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是唐朝的立国之本，是维持统治的核心力量，他不但不能消灭，反而必须扶持。如果唐太宗违背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的意志，立了李泰当太子，进而顺利即位当皇帝，那就意味着普通地主官员将掌握朝廷大权，这就会威胁到李唐王朝的执政根基。尽管普通地主官员取代高门大族官僚是大势所趋，而且是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执政转型的必由之路，只有完成统治阶层的更新换代才能让大唐事业兴旺发达。但此时唐太宗的政治觉悟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还不能主动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立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还想继续维持高门大族掌权，普通地主干活的组织路线和用人思路，极力化解两派的矛盾。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十，李世民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褚遂良当太子宾客，一起辅佐太子，还让刘洎当了门下省长官侍中，负责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现在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撸起袖子加油干。但政治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皇帝的意志也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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