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文武大臣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从秦开始，历史上每个朝代各选一个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将，怎么选?
秦朝，文臣李斯、武将章邯
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都是李斯积极操作的。还有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等这些实际国策，也与李斯密不可分。所以，李斯必须是大秦帝国的第一文臣。
这些制度，在始皇帝之前的秦战国，已经有了成熟地实践。所以，李斯自然不是从0到1的突破。但是从1到100，把秦法秦制推广到当时的整个天下，也绝对算是奇迹。
武将第一，为什么不选蒙恬?因为蒙恬退场太早。他曾协助李信灭楚，但灭楚失败。后来，领兵三十万北却匈奴。但这还不够。大秦帝国最需要能战将军的时候，是大泽乡起义之后。但蒙恬死了。
而这时候领衔担当的，是章邯。
陈胜的起义军已经打到咸阳边上了。章邯临危受命，硬是把起义军怼出函谷关。而且，出关之后，章邯再展帝国雄风，南平楚、北迫赵，又一次狠虐了一遍山东六国。虽然巨鹿战败，但章邯是唯一挽狂澜于即倒的大秦武将。而巨鹿之战，到底是项羽战神附体，还是章邯有意放水，真得不好说。
西汉，文臣贾谊、武将周亚夫
在西汉，你没法用功勋排位文臣。如果按功勋，那必须是萧何、曹参。萧规曹随奠定了大汉七十年的繁荣。但，陈平也不差、张良更厉害。陈平做治世丞相，怎么也比沛丰功勋更合适。而张良则厉害到刘邦不敢用。
之所以是贾谊，是因为他为大汉转型提出了理论预见。《治安策》堪称两汉第一雄文，汉武帝将国策由消极保守改为积极进取，基本就是按照《治安策》的预见去操作的。主父偃建言推恩令，而推恩令完全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实践版。
西汉的武将，非常厉害。卫青、霍去病自不必说。卫霍之后的赵充国，堪称战略级大师。如果没有赵充国，西汉大概率搞不定羌人。羌乱就不会从东汉开始，而会从西汉开始。
西汉最致命的一个危机，是七王之乱。虽然七王之乱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但七王之乱也可能三个月灭掉西汉。到那时候，中国很可能再次退回战国乱世。所以，周亚夫平七王之乱的功勋，足以冠军西汉。
至于卫霍打匈奴，打不过就和亲认怂;打得过就威震草原。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变不了的。匈奴不是后期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当时完全没有征服中原的雄心壮志，更没有入主中原的组织能力。
东汉，文臣不了解、武将刘秀
东汉最主要的问题是豪族政治。中央集权加郡县制度，是为了消灭诸侯。但是，汉武帝之时却出现了大侠，汉武帝之后则出现了豪族。东汉就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所以，豪族问题是东汉的主要矛盾。
但，东汉的一众文臣，谁也没能解决这个豪族问题。因为文臣都是豪族士大夫。豪族士大夫自然不会想着怎么解决自己。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东汉外有羌人放血、内有豪族瓦解，然后天灾加腐败逼出了农民起义。
武将呢?窦固、耿忠穷追西域，班超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经略西域，这些人不是名将吗?可以是。但匈奴真正被干废的原因，是乌孙在汉朝的支持下崛起了。而支持乌孙，则要追溯到汉武帝。后来，则是鲜卑人充当了东汉的雇佣军。而东汉自己则一直在实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边地的胡人化。简单说，就是把武装力量交给了胡人。
所以，东汉的武将第一，就让刘秀来当吧。刘秀昆阳之战，一下干废了新莽王朝42万大军。这是一场开挂加改代码的神操作，哪朝名将都比不了。而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刘秀再造大汉。这个功勋也足以傲视整个东汉了。
三国，文臣曹操、武将曹操
三国就算一个朝代吧。甚至，也不从曹丕篡汉起算了，直接从黄巾起义起算。因为曹丕篡汉而三足鼎立之后，就没啥意思了：故事不好看，英雄也不多。我最喜欢的诸葛亮到头来还是悲情结尾。所以，不妨把尺度拉大一点儿。
东汉的主要矛盾是豪族问题，次要矛盾是胡人问题。但因为豪族还能组织社会，所以胡人杀不进来。东汉乱世，实际是地方豪族支持的军事代理人在打内战。
但是，因为这些军事代理人太生猛，所以胡人成不了气候。而这些军事代理人的翘楚，即乱世诸侯最强者，就是曹操。在汉末乱世，曹操竟能实现北方一统。
诸葛亮厉害，五伐中原，全部败北，秦岭大山成了丞相噩梦。生子当如孙仲谋，五攻合肥，合肥坚如磐石，合肥成了孙权的噩梦。这些豪杰别说一统北方，就是北伐中原也做不到。所以，一统北方中原，足以证明曹孟德的军事才能雄冠三国。
曹操武将第一不假，为何还是文臣第一?曹操集团以及曹魏一系，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财政。简单说，曹操始终捏着乱世第一稀缺资源，即粮食。而要搞到粮食，就必须组织生产、恢复财政。曹操复制汉武帝的屯田模式，在乱世中原首创屯田。这个深刻洞见和高维操作，已经干废了所有三国文臣。
诸葛亮频频北伐。直到第五次北伐，他才发现屯田的重要性。于是，在第五次北伐的时候，蜀汉大军开始在渭水之滨搞屯田。但是，曹操呢?乱世之初就想到了，而且还认真去做了。以后，曹魏一系的所有战争，都离不开屯田以及财政的支持。正是在曹操高度重视下，曹魏一系才涌现出一大批财政干部。而这些财政干部，你在蜀汉和东吴几乎找不到。
西晋，文臣全部歇菜，武将勉强就算司马炎吧
按理说，文臣武将都不能把皇帝和主公包括在内。但是，在英雄稀缺的时代，只能把他们也算进去了。司马炎说破大天也就是个官三代(从他爷爷司马懿起算)，他怎么能是武将第一呢?
西晋只有一个高光时刻，那就是晋灭吴之战，最终实现了三国归于一统。而晋灭吴之战，差不多以整条长江为战线，五纵一横、六路出击。这么大的战场、这么多的大军，最难的不是战场破敌，而是诸路协调。而作为六路大军总协调人的，就是司马炎。所以，司马炎有此功勋，足以堪当武将翘楚。
然后，西晋一朝，你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名将了。因为司马炎去了州郡兵之后，就把大军交给了司马家的王爷们。而这些王爷们硬是折腾出了八王之乱，随即便是五胡乱华。
文臣呢?西晋的主要矛盾，继承了东汉的豪族问题，但胡人内迁也导致胡人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到底哪一更主要，也就说不清楚了。而纵观西晋一朝，豪族士大夫除了清谈，几乎啥也没干。所以，文臣全部歇菜。
东晋，文臣继续歇菜、武将谢安
其实，我挺想说说祖逖的。如果东晋能够稍微争气一点儿，未必不能从南扫北，恢复中原。因为胡人部落兵始终搞不懂中原的统治逻辑，而且胡人数量也始终无法超过汉人。祖逖仅凭一腔血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带着祖家宗族部曲一通猛操作，就能逼得羯人雄主石勒顿兵黄河。
所以，东晋北伐中原不是没有希望。胡人之所以能够称雄北方，就是因为衣冠南渡之后，北方汉人失去了组织社会的可能。胡人是部落制，汉人是豪族制。在这个底层逻辑上，豪族制未必干不过部落制。
但是，东晋太垃圾，而豪族也太无耻。所以，名将也就真心难找了。待到前秦一统北方，氐人饮马淮河，东晋的当轴豪族也只能硬着头皮死命扛了。于是，淝水之战，谢安封神。
那刘裕呢?这家伙可是扫平南燕、猛夺关中、威逼北魏的狠角色。这份功勋怎么也要比谢安更牛。刘裕最好算南北朝第一武将吧，毕竟后来直接篡晋建宋了。
文臣没法说。武将，战场杀伐，杀得改变历史格局或打破历史节奏，然后这就足以封神。而文臣是要治国的，必须担当起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历史任务。在东晋，这个秩序怎么构建?还是那句话：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东晋始终没能出现搞死或削弱豪族的文臣。
南北朝，文臣算宇文泰，武将第一就算刘裕吧
其实，北方的武将更能打。但南北总要平衡一下。所以，武将第一就给南朝吧。历史上，从南扫北而一统天下的，只有朱元璋。刘邦从汉中起兵，算是从南了，但主要还是从西向东，复制了秦战国的一统模式。所以，这就不算了。除朱元璋之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从南扫北就是刘裕北伐。刘裕以及北府兵是相当凶猛，硬是在北魏的眼皮底下干到了关中。刘裕之后，南朝武功便毫无建树。
文臣是要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所以，文臣的任务就要更重一点儿，必须瞄着社会主要矛盾去操作。
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南方肯定是豪族问题。衣冠南渡之后，南方豪族也不用考虑胡人问题了。他们搞定豪族就行了。但南朝太废，不是搞定豪族，而是皇室跟豪族一直打内战。
在北方，这个主要矛盾只能是胡人问题。简单说，就是胡人与汉人的关系怎么相处。你总不能让这两拨人平时恨无止境、战时死磕到底吧。
后赵石勒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羯人几乎灭族。前秦苻坚搞胡汉融合的政策，但淝水之战，彻底歇菜。北魏搞胡人汉化的政策，但六镇起义，北魏灭亡。胡人欺负汉人，不行;胡人汉人融合，也不行;胡人学习汉人，还不行。于是，历史走到了死胡同。因为逻辑上已经周延了，所有道路全都封死。
逻辑上可以周延，但节奏上可以把握。宇文泰在底层搞汉人胡化，而在顶层却搞了胡汉融合。之后，又通过柱国制和府兵制，把关中胡人和汉人全都编入军事化组织。实际上，这就是打左灯往右拐。表面上看是汉人胡化，西魏吸取北魏灭亡的教训，所以必须搞胡人欺负汉人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胡人汉化，上层搞关陇联姻、下层以府兵融合，而组织社会的方式还是汉人的模式。西魏、北周、隋唐一系，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必须要溯源到宇文泰。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残破关中是如何再度辉煌的。
隋朝，文臣杨坚、武将就休息一下吧
隋朝太短。秦朝也短，但如果从秦战国起算，嬴氏时代则不算短。隋朝主要继承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衣钵。但，隋文帝杨坚继承得非常彻底。隋朝搞均田，唐代也搞均田。但隋朝做得明显比唐代更成功。在隋朝，老百姓是不能偷税和逃税的。中国历史上，只有隋朝能够这么奇葩。隋朝的基层县令，真能把老百姓全都叫到县府大衙，然后一个一个地登记姓名和年龄，即所谓的大索貌阅。这种彪悍到生猛的人口普查，即便是现代政府也做不到。
武将呢?三征高句丽然后征到亡国的神操作，历史上也就隋朝能干出来。所以，武将你还怎么找?
不是还有隋灭南朝陈的一统武功吗?问题是隋灭南朝陈的统帅，就是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杨广。所以，你怎么也不能说杨广算大隋第一武将吧?
唐代，文臣杨炎、武将太多
均田制，非常好。因为它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起码最穷的老百姓也能有地种。即便只是理论上可以，但也难能可贵了。而配合府兵制，那就更为完善了。老百姓有地种，然后就有义务给国家交税，也有义务去当府兵。权利和义务对等了，这在主权在君的传统时代，相当不容易。
但，均田制却始终遭遇豪族问题的冲击。老百姓均田交税了，豪族咋办?豪族不死、国家不兴。豪族全死呢?则五胡乱华。所以，豪族问题太头疼。
但是，安史之乱直接干废了北方豪族。安史之乱太突然，所以豪族没法跑。即便跑，也是不能举族南迁。所以，豪族算是给干废了，但还没有干到灭绝。把豪族彻底干死，还要等到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军对待豪族，可比安史叛军狠多了。
豪族是没了，但基层社会由谁来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不起来，国家就没法收税。老百姓要么上山当强盗，要么自我武装去种地，国家根本收不上税、也征不到兵。国家有大军，怎么征不到税、征不到兵?问题是你得考虑成本。国家必须低成本的收税、征兵才能运行起来。
刘晏的盐业改革，相当于给垂危的大唐打了一针强心剂，总算活过来了。而杨炎的两税法，则是真正给大唐帝国解决了收税的问题。甚至，两税法变成了以后历代王朝的工具正义。连五代后梁的朱温，都认可两税。传统帝国一直发展到唐代的两税法，才搞明白“履亩而税”的技术问题。
所以，唐代的文臣第一，就是杨炎了。至于武将，唐代能打的将军太多。而且，随便拉出一个都足以改变历史的运行节奏。
于是，自然会生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唐代的武将为什么能打?
不是唐代的将军能打，而是唐代的府兵能打。侯君集出击吐谷浑，所部兵马“人龀冰、马瞰雪”。而契苾何力追击吐谷浑残部，直接干到了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将士刺马血饮之”。就这种士兵，以后的历朝历代，什么时候有过?没有死战的精兵，就不会有改变历史节奏的名将。
唐军能战，一个是府兵制、一个是普遍的军人荣誉感。府兵，实际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部落兵，以能战为荣，府兵也以能战为荣。而隋唐的关陇贵族，又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所以，整个社会风气一直尚武。但，这只是前期。
府兵的一个问题是韧性太差。府兵不是职业募兵。所以，扛不住连年征战。于是，长征健儿等职业募兵，在玄宗朝大量出现了。职业募兵的升级版，就是军人利益集团。唐代的藩镇割据和五代乱世，都是因为军人利益集团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五代，文臣冯道、武将柴荣
什么三朝老臣、四朝老臣，在冯道面前，全都不值一提。这家伙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这个谁能比?而且，先后伺候过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等十位皇帝。如果把开封称帝辽太宗耶律德光也算进来，那么，冯道就算伺候过十一位皇帝。如果他能活得再久一点儿，也能伺候一回宋太祖赵匡胤。
欧阳修骂冯道不知廉耻、司马光骂冯道奸臣之尤，但五代就是这么一个“生猛海鲜”的乱世。要想活，要脸不行，不要脸勉强，得死不要脸才行。冯道算是这个乱世的缩影。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人家冯道之道，则是无道也能见，而且还能见的流光溢彩。
武将第一，按理说，应该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沙陀军事集团的高光时刻，一个月入川灭前蜀。北宋死命追，也是用了66天，才入川灭后蜀。但是，李存勖的污点太明显。最后对阵李嗣源，李存勖连正面战场都没上，就被自己人搞死了。
所以，五代第一武将就算柴荣了。柴荣说如果给自己三十年时间，就可致天下太平。但是，上天连十年时间都没有给他。即便如此，柴荣仍旧干成了三件足以彪炳五代的大事：
一是高平之战打废北汉和契丹。高平之战前，草原契丹吊打中原王朝;高平之战后，中原王朝吊打草原契丹。一直持续到北宋第二次幽州之战以后，契丹被吊打的局面才被扭转。
二是收复秦、凤、成、阶四州，中原王朝打废后蜀。自此之后，后蜀只能躲在秦岭大山以南，不敢北出中原搞事情。
三是三征南唐，拓土州十四、县六十，关键是把南唐彻底压到了长江一线。守江必守淮。而后唐却被赶出淮河、赶到长江。所以，后唐什么时候被灭，只剩时间问题。
北宋，文臣王安石、武将章楶
到了北宋，豪族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但，这时候，豪族已经死了，那国家一定能兴吗?答案是：也未必。
豪族死，只是国家兴的必要条件。因为豪族相当于内部肿瘤，而有这个肿瘤存在，中央王朝就无法集中资源。但是，豪族也发挥了组织社会的作用。所以，豪族没了，就必须有人替代豪族来组织社会。那么，北宋的社会是由谁来组织的?
按照中央集权的逻辑，必须是国家来组织社会。但皇权不下县。国家即便实力再强，也无法把统治触角延伸到村一级。即便是现代国家，也做不到。所以，县以下还是要靠自治。不是自治有多好，而是自治成本低。
北宋主要靠两个手段，一个是市场和资本，土地自由买卖、资本高度活跃;一个是科举士大夫，实际建立一个学问为中心的社会。北宋后期，常年有大约20万学生就读于各地州学、县学，约有8万人定期参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而这就是北宋凝聚力的来源。
这个问题，小编之前专门讲过，所以这里一笔带过，只是对豪族问题做个回应。那么，北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唐代的主要矛盾，在前期主要是财政问题。大唐的财政能力跟大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后期主要是藩镇问题，但藩镇问题的本质还是财政问题，简单说就是大唐代廷的钱始终不够花。
而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不可遏止地跟自家老百姓做买卖。凡是能赚钱的暴利行业，国家必须染指;凡是能赚钱的神奇操作，国家必须使用。甚至，北宋能在传统社会玩出金融危机，还是纸币危机。但是，北宋的钱，仍旧不够花。
范仲淹最初开始解决，试图推进保守的财政路线。但，这是治标不治本。而真正提出创见的，是王安石。王安石认为天下之财取之不尽，关键在于怎么理财。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的观点是绝无仅有的。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认为天下之财就是池塘里的水，国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而王安石则认为天下之财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国家和百姓之间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关系，理财到位，根本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司马光的认识，停留在初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静态的，1就是1、2就是2。而王安石的认识，则已经上升到了高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动态的，从1到2是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财政观点及背后逻辑，之前也有文章论述过，所以也不多说了。王安石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北宋以后的路线仍旧是新党路线。但新党没有完全继承王安石的变法精髓，把路给走歪了，最后演变成：只为皇帝不为国家、只为统治不顾人民。
至于名将第一，一定出现在宋夏、宋辽战场上。但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现在宋夏战场上。宋夏之战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战，北宋才扭转了一直窝囊的调性。而改变战局调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陕西战事后，北宋终于了解怎么对付党项人了。所以，从1092年洪德堡之战开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谢罪，总共不到十年时间，宋夏战争便基本宣告结束。后来的第五次宋夏战争，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扩大战果。
南宋，文臣陆秀夫、武将岳飞
武将岳飞，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岳飞的军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册，而岳飞的悲情故事则深入到了民族记忆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战，南宋战败后，宰相陆秀夫背负南宋小皇帝跳海自尽，随后十万南宋军民跳海殉国。历代王朝都会灭亡，但灭亡得如南宋这般悲壮的，绝无仅有。
南宋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战争问题。而战争问题背后，还是财政问题。国家集中社会财富，然后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最后再与蒙古对决。然而，南宋始终没有一个文臣能够操作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难了。
元代，文臣脱脱、武将太多
在关于如何给前朝修史的问题上，大元代堂一直争执不休。到底是以北南宋为正统，还是以金朝为正统，南宋遗民和金朝遗民能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就是因为这个正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元代始终无法完成给前朝修史的工作。
后来，丞相脱脱直接上了：你们谁也别哔哔了，只要能建立一个国家的，我们大元就给它修史。所以，元代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一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但没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晚清才给考证出来。
脱脱的这个生猛操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政教分离”。按照儒家的设计，政治必须通过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获得意义。皇帝必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然后才有资格统治亿万兆民。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于是君权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于是君权天授。完成了这个初始论证，政治才能获得意义。而脱脱的操作，却把文化、宗教与政治分离了。统治就是统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独自获得意义。这也是一个创见，而且非常现代。
武将呢?从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黄金家族堪称基因逆天到爆表，连续三代人个个能打。大蒙古帝国，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将。历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慕容氏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武将就没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这里只提一点：但凡东亚的中原地区足够强势，北方草原就别想猖狂。但问题是从五代开始，东亚的中原地区一直就没有强势起来。这个大的历史格局，成为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代，文臣张居正、武将于谦
这两个都是文臣。但于谦领兵，成功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所以，于谦归类到武将。当时，明英宗被抓了俘虏，大明精锐尽丧土木堡，瓦剌三路大军直扑北京。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围还要凶险。但于谦力挽狂澜，不仅取得北京保卫战的成功，而且还追着瓦剌的大军死命揍。
如果没有于谦强硬主战和高光逆袭，大明很可能就迁都了。而大明一旦迁都，那么，明代大概率不会延续276年的国祚。放眼当时天下，除了北京，就没有更符合的定都地方。大明无论定都在哪里，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经济中心。实际上，这些个中心全无意义。首都从溯源来说，就是军事中心，更精确地说是战争的前敌指挥部。这个逻辑，从战国一直延续了整个传统时代。古代通讯和交通条件有限。而战争又瞬息万变。所以，不是首都指挥战争，而是战争牵动首都。明代的主要劲敌，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东北方向是女真。然后，首都不设在北京，你能设在哪里?
可以说，张居正改革毫无创见。
范仲淹庆历新政，走得是保守的财政路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走得是超越时代的积极财政路线。但张居正呢?没啥路线。一条鞭法，早就有了，算是地方智慧被中央放大了一下。考成法，主要是监督官员好好干活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张居正再怎么考成，大明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没能提升到太祖朱元璋时期。
但是，你不能怪张居正。僵化的大明制度造就了一池死水。在这池死水中，大家都已经集体躺平了。而只有张居正却不想躺平，非要力挽狂澜，在死水中也要砸出一丝波澜。所以，张居正精神可嘉。而张居正之后，则再无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连个不称职或把路走歪了的继承人都没有。
清代，观感不好，说多了心情惆怅。所以，不说了。
这里给清代做一个定性：大清帝国，以皇帝为政治文化核心，以八旗部族为支柱人脉，以汉人士大夫为桥梁人脉，以中原的皇帝、草原的大可汗和高原的文殊菩萨转世为统治扩音。
所以，大清能够把中原、草原、高原以及西域全能统治起来。而且，不是一般的羁縻，而是形成实在的统治。
但是，对西域的控制还是有点儿弱。关键是故事没讲好。大清对中原讲儒家的故事，对草原讲大可汗和喇嘛黄教的故事，对高原讲藏传佛教的故事。但是，对西域讲什么故事?
有时候，武力只能让人被迫臣服，利益只能让人认贼作父，而故事才能让人真心归附，才能实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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