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七国之乱”的领头者刘濞是个怎么样的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王朝初建时,封了五个异姓王: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
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汉高祖刘邦感到异常难受。让皇帝难过的人,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果不其然,刘邦以将各种借口编串起来,先后给韩信、彭越、英布罗织罪名,挨个收拾。
东南地区出现管理真空,若派官吏去管理,实行郡县制,王朝初建,官员数量不足,素质偏低,东南山高水长,地理复杂,民俗剽悍,难以有效管理。
有感于秦亡二代无宗室辅佐的教训,以及分封异姓王带来的噩梦不断,刘邦想到血缘宗亲,同姓刘氏,还是靠谱些。
于是乎,刘邦煞有介事地弄出“白马之盟”,昭告天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濞被封为吴王,领有吴越故地。
诏令发出,刘邦有些后悔,《史记.吴王传》中载:
“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这样神乎其神,能掐会算的事情,二十四史上记录无数,在占卜星相之术流行的时代,古人对这些相面预测未来的事情深信不疑,但史书是后来人写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他们自然十分清楚。刘邦能相出刘濞要造反,不足信,不过,这家伙后来的确是带头起来闹事,就是“七国之乱”,那为什么他放着好好的诸侯王不做,去选择反叛朝廷?
原因一:与皇帝的恩怨,由来已久
刘濞的父亲,是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刘仲,封代王,代地是汉朝边地,直面匈奴,刘邦将二哥封在代地,看来是寄予他很高的期望。“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刘邦东征西讨,元气满满,能力非凡,刘仲却是饭桶,匈奴的进攻,令刘仲惊慌失措,丢掉职职责不顾,狂奔千里,跑回长安。
“匈奴攻代,仲不能坚守,弃国间行,走雒阳,自归。”
哥哥的窝囊废作风,令刘邦十分丢面,但终归是亲兄弟,他只是将刘仲贬爵为合阳侯。
令刘邦感到欣慰的是,刘仲的儿子刘濞却是少年英雄,“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英布是悍将,亦是一代枭雄,刘濞面对强敌,毫无畏惧,足以证明他有胆气。
就封吴王之初,刘濞还是谨守臣子本分的,他定期朝见皇帝。这种亲密关系,持续到汉文帝时期。某一年,吴王刘濞派太子去长安,例行朝贡。
皇太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闲来无事,让吴太子陪他饮茶、下棋。两个少年,亭台水榭之间,品茗,博奕,一幅恬适的图画。但年轻人火气盛,对奕过程中,发生了争执,同为太子,按宗法礼节规定,皇太子为尊,诸侯太子要尊奉皇太子,可吴太子缺乏教养,不尊重皇太子刘启。惹得刘启举起棋盘,砸死吴太子。
失去儿子,吴王刘濞异常悲愤,凶手是皇太子,他又能怎么样?只好把怨气与悲伤,生生咽下。
“吴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
藩王不朝见皇帝,在汉代是违法的行为,更何况没病装病,欺骗皇帝。朝廷不断拘讯吴使者,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汉文帝听取建议,将吴使全部放回去,赐吴王手杖,并恩准他可以不用进京朝见,“吴得释,其谋亦益解”。
长安与吴地的关系暂时得到了缓和,但,丧子之痛,岂是能忘记的事?
原因二:有雄厚的实力,野心膨胀
秦末的天下大乱,令百业凋敝,人民困苦,汉朝建立,“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找不到一色的骏马,王侯将相只能坐牛车,天下穷困至极。汉朝开放山川湖泽,放开铜铁渔盐,任民自取,而不加赋,并“令民纵得自铸钱”, “故吴,诸侯也,以即山做钱,富埒天子”。
惠民的政策,到头来,先富了诸侯,“吴有豫章郡铜山,以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腰包鼓了,府库满了,刘濞的野心也冒出来,确切地说,是欲望重新被激活。十几年前,太子被杀,他就想过要闹事,只是条件还不成熟,如今,吴国国富民强,兵精粮足,占有三郡,五十三城,比汉景帝的胞弟梁王的地盘还大。
万事俱具备,只欠东风,刘濞缺的是起兵的借口,而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诛晁错,清君侧”。彼时,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提出“削藩”之策,引发天下诸侯的震动,诸侯多有不满,刘濞正好利用这种舆情,鼓动他们参与反叛。
原因三:强势的诸侯,虚弱的朝廷
汉高祖刘邦封九大同姓诸侯,其中齐、赵、燕、代、梁、楚、淮南、吴等皆为大国,小者占有三郡,大者占有六郡,连城数十座,今天的华北、华中、江淮、东南等地,都属于各诸侯王。诸侯们自己设置官署,任免官吏,收取赋税,煮盐冶铁,开矿铸钱,组建军队,完全是国中之国,与周朝时期的诸侯没什么两样。
反观汉朝中央政府,直辖地域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等数个郡,地盘只占有“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农业发达的地区只有关中与巴蜀,而铜铁矿藏,只在蜀中,人口只占天下一半。
两者相对,本末强弱,十分明显,朝廷能自由调动的军队数量也不多,边境守卫部队,要应对匈奴人,不能轻易动用。鉴于这些条件,吴王刘濞才敢发动叛乱。
“七国之乱”,一夜之间爆发,战火燃烧江淮、黄河下游,却碰到了梁国的拼命抵抗,又遇到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他们运筹帷幄,决胜指挥,仅仅三个月,“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
结语
吴王刘濞作为“七国之乱”的祸首,本就是志大才疏之徒。他所倚仗的,不过是繁荣的经济,与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战争,讲究的是策略与战术。
起兵初期,联军大将军田禄伯曾建计:
“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两路进攻,东西齐进,令汉军首尾难顾。这条妙计,被吴太子否决了,刘濞听儿子的,便不听田禄伯的计策。
吴国年轻的桓将军,再献一计: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这条妙计也被刘濞否决,战争后期,吴楚联军就是因为粮道被周亚夫截断,军心崩溃,导致不战自乱。
叛乱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审时度势、运筹指挥、临阵决断、遇险不乱、战斗意志,哪一样都不能少,而刘濞缺乏为帅的能力,况且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晁错已死,进兵无名,天下民心皆在朝廷,刘濞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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