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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变迁!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贼?

历史趣闻 2024-03-12 23:36:01 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文档
文章导读: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变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曹操被评为奸臣,主要是南宋政权开始。可以说,对曹操评价有一个基本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中,有三本书和一个人值得注意,...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变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曹操被评为奸臣,主要是南宋政权开始。可以说,对曹操评价有一个基本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中,有三本书和一个人值得注意,即《汉晋春秋》《三国志注》代表着“反感曹操的历史基因”;这种“反感”经朱熹这位儒学大师的“定调”,在知识精英阶层形成了统一意见;再经《三国演义》的渲染曹操的形象被彻底颠覆。

关于曹操的历史脉络和功绩,我想我就没有必要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晋朝到唐朝的“尊曹”阶段

陈寿《三国志》开始,到南宋朱熹截止,这是“尊曹”阶段:这一阶段虽有《汉晋春秋》、裴松之(372年-451年)的《三国志补》等对曹操提出一些批评,但因为其影响力,以及曹操的历史功绩、文学才能,受到后世到唐朝的集体尊崇。即使到了北宋,在传统史家笔下,曹操仍然是正面人物。

例如司马光说其“……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但这一时期,因为随着儒家“正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统治阶层为了防止江山被他人窃取,也已经开始对曹操有所批评。这种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民间,但总体上,唐朝仍然以“尊崇”为主,批评肯定是有的。谁不批评别人,又不被别人批评呢?

例如李世民对曹操的评价就“反复”。《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就有“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询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很显然,是在批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

同时,对其为人多以批评,称其“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

可李世民也有“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一说。所以,唐宋之际总体上对曹操评价比较多元化。

这一时期,对曹操地批评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气量不足”为核心,总体上仍是部分知识精英阶层的看法而已,并没有延伸到大众阶层。

自宋真宗到近代的“贬曹尊刘”阶段

到了南宋问题开始复杂。宋高宗偏安一隅,形成了类似于刘备那样的“偏安”政权。面对强敌金国,必然要寻找“精神上的榜样”用以对敌。所以,金国的替代品曹魏政权出现,南宋文人阶层开始从历史找寻“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力量”。

朱熹甚至如此评价曹操“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以朱熹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其实承袭的是习凿齿(317—384年,或325—393年,或328—413年)的《汉晋春秋》的诸多观点。

习凿齿乃是东晋人,因反对桓温谋逆被降职,其晚年生平多有分歧。但总体上,他对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是《汉晋春秋》,这本书被收录《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习凿尺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也就是说,朱熹以前史学界多以陈寿观点为准,朱熹以后史学界多以习凿齿为主。

《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习凿尺将东晋比为蜀、朱熹也将南宋比为蜀。陈寿是晋武帝手下,晋武帝天下来源于曹魏,所以,陈寿只能讲魏武视为正统。因此,自朱熹以后,人们都对曹操开始批评。

其实,今人观点和《四库全书》的观点基本一致。

南宋后知识精英观点对大众产生了根本影响,《三国演义》最终定型

在曹操评价转变背后,《三国志注》的作用不能小觑。因为,裴松之写作的一些桥段成为民间反感曹操的重要话饼,也称为知识精英阶层即使在“尊曹”时期也对其批评的重要原因。

其中如吕伯奢一家被杀、为报父仇屠城等,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被接受的。

更危险的是,“忠奸”“正统”等纯理念的问题在南宋比较流行。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真宗后,因为北宋对外妥协,虽然给予臣子较大的言论自由,但却是一种“儒家”言论的自由,宋朝皇帝主动将“治理天下”的权力与儒家“共享”。

但在这种“共享”过程中,却是用“儒家思想”规范言论,由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强了言论、思想方面地控制。由此,对“正统”问题开始纠结起来。不仅仅对曹操的评价日渐多元化,对晁错等西汉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更趋多元化。

由此,对曹操的“否定评价”由之前的在知识精英层流行,传递到大众层。在南宋的各种曲艺曲种,例如说书先生们(那时还没有评书相声,但与之类似的曲种已经出现,所以,我统称为“说书先生”)的“尊刘贬曹”现象就很明显。

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曹操评价已经转变,否则民间曲艺不会去说“民众不爱听”的东西。因为,那全是靠普通百姓地支持,一文钱一文钱赚的。你说的人家不爱听,人家不听不给钱,你怎么活?

由此,我们更难看出,南宋在经济繁荣之上,从民众到精英都有一种对忠臣地呼唤、对奸臣地鞭挞的心理需求。

不幸的是,因为曹操名声大且“劣行”又被公认,他也就成为“乱臣贼子”的代表了。

南宋之后,元朝统一,元朝的“儒家化”努力最终失败,在这一过程中,汉人知识精英、大众对上述心理需求更加迫切,终至《三国演义》做了总结铺垫。《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在“民间文学、曲艺”基础上由文人升级化的作品,代表了几百年来人们在“弱势汉人”情形下的一种自我解救——儒家固化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从文艺笔下被广而传颂后,在儒家思想“固化”为统治者驭民工具后,就已无法改变他的“奸雄”“奸臣”“乱臣贼子”形象了。

从1950年代到现在的“尊曹”阶段

虽然曹操自南宋后对曹操的评价就不高,但并不意味着统一意识,人们仍然对其评价两端。精英和百姓中仍然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晚明时期,随着商业精神冲击、王阳明思想推进,许多人对其“中和”。例如钟惺(明代隆万年间)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1956年,为曹操“翻案”则由陈寅恪先生的关门弟子万绳楠首先发枪,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只是一味的“贬曹”,恐怕迎来的只能是蔑笑了。

万绳楠先生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4期上,发表《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一文,从现在看万先生的观点几乎是“常识”,但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的观点。万先生的观点在史学界引出一阵反响。

1959年2月,翦伯赞先生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3月,郭沫若发表《替曹操翻案》,对评价曹操起到了“总结性”陈词的作用。

再之后,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化,曹操即使不是英雄也是枭雄,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基本成为今天的主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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