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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在关中大地上,一位操着楚音的中年男子,向当地的百姓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希除去秦法。”
这短短数语,正是向天下饱经秦王朝暴政百姓宣布:苛法不再,滥杀无存!
而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汉高祖刘邦。
后世很多人在谈及刘邦时,多认为刘邦出身市井,且不读诗书。在当政之后轻儒蔑士,是个典型的流氓皇帝。比如很多史籍文献中,就有很多关于刘邦遭人窃笑的趣事逸闻。
其实不然,刘邦虽没有饱读诗书,但胸怀大义。毛主席就曾经评价刘邦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一、刘邦个人的儒学修为:仁而爱人
《史记》记载青年时代的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
从司马迁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出:项羽刘邦谁更胜一筹,早就被当时南征北战的将领们看出分晓了。他们知晓暴虐必将走向毁灭,唯有仁爱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所以他们把宝押在“宽大长者”的刘邦身上。
历史证明确是如此,“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语最早出自《荀子·哀公》篇,刘邦正是通晓儒家思想,深谙此道,最终才能在破关之时,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仁而爱人”是太史公对刘邦的评价,亦是儒家文化的最高追求之一,在《论语》、《孟子》、《礼记》等多部儒学作品中,均多次提及“仁政”、“仁而爱人”等语录。
司马迁用“仁而爱人”来评价刘邦,这不仅仅是对刘邦的最高评价,更是预示着汉王朝在开国承家之时,就播下了仁爱与人权的种子。
根据《史记》记载,刘邦正是靠着仁义打天下,并且赢得了军心与民心。比如刘邦在蓝田南面与秦军决战时,命令部下“诸所过毋得掠卤(通“虏”)”;秦王子婴前来投降时,刘邦力排众议“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详”;在汉朝建立后,他又能急百姓所急,与百姓同乐,最终“与天下同利”。
二、切实为百姓谋出路,且“不欲费民”
刘邦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的项羽不同,他既然深谙“君舟民水”之道,自然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刘邦对百姓的安抚,不仅与暴政的秦朝截然相反,就是与项羽也大相径庭。项羽一路打,一路破坏,尽管为百姓解了气,但却得不到百姓的拥戴,最终只能错失天下。
而刘邦则善于收拢民心,在刘邦攻破咸阳之后,老百姓蜂拥而至、夹道欢迎: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觞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
就像《水浒传》中,人们对梁山的喜爱和对朝廷的憎恶一样,刘邦与秦王朝的对比更加强烈。当时老百姓饱受秦朝暴政,突然出现了个“替天行道”的刘邦,并且坚持不侵扰百姓,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戴。
老百姓的性命在秦朝是毫无价值的,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他们随时可能会因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远方亲戚,触犯了刑法而丧命。(《史记·商鞅列传·索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法,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
而刘邦的“约法三章”,则彻底杜绝了老百姓的“心腹大患”。
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汉法“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秦法有“三族之刑”,汉法“但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其辜。”
刘邦并不是口头上的“替天行道”,而是落到了实处,切切实实的让老百姓看到了好处,从这一点来看,刘邦与项羽谁更加高明高下立判。
三、“与天下同利”方为正道
在取得天下后,刘邦在洛阳设宴,宴会上高起、王陵这样评价刘邦:“陛下使人攻城略池,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
“与天下同利”这不仅仅是刘邦取得天下的制胜法宝,更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必备要素。
很多人为项羽自刎乌江而感到惋惜,却对刘邦取得天下而感到不齿,似乎刘邦先入咸阳有取巧之嫌,可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的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夺天下者,刘氏也”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当面对着起义军的军魂——怀王义帝时,刘邦的态度是毕恭毕敬,项羽的态度却是不屑一顾,甚至在义帝没有利用价值后,将其杀死在江南;
当面对着投降的秦军,刘邦宽宏仁厚,妥善安智。而项羽却在新安城南“诈坑秦子弟二十万”,自古以来杀俘不祥,项羽此举不仅让敌人不敢再投降,这种行为与当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也没啥区别;
当面对着一国根基的老百姓,刘邦奉若父母、秋毫无犯。项羽却大肆掠夺,丝毫不把老百姓当回事。
试想,如果项羽取得了胜利,老百姓要面对的岂不是又一个秦朝?
是以,老百姓拥戴刘邦,摒弃项羽,这是民心所向,刘邦所主张的“与天下同利”方为正道。
四、深谙“儒学”的刘邦,为何选择道家治世?
众所周知,在汉朝初年,采用的是道家思想治国,讲的是“黄老之道”、“无为之治”,不劳民,不扰民,让民休养生息。
那么深谙“儒学”的刘邦,为什么会选择道家思想来治世呢?
其实在先秦时代,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儒生则是属于一种学术性人才,而且带有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
《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也就是说,在汉初,儒家只是一种学说而已,儒士并不等于入仕。如果汉武帝时期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独尊其他学术,那么可能之后的官场,会全都以“道术”、“墨术”、“法术”入仕。
再来看看道家思想的“不劳民,不扰民,让民休养生息”,综合起来,这不正是契合刘邦的“与天下同利”的主张吗?
《老子》记载: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道家思想才是对平民政权最好的诠释。而这种小国寡民的思想,与刘邦对平民的态度非常相似,这也是一直以来刘邦所努力奋斗的目标。所以刘邦才会选择用道家思想来治世。
“与贤士同利,与百姓同利,与父老乡亲同利,与天下同利。”刘邦对自己的家乡父老一直有感激之情,这种情谊在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保持得更加完好,并且由感激家乡向感激天下而转换,像这样的一位君王,也无怪毛主席赞誉他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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