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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屏(公元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阴县河阳堡人，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雁同、朔州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
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家屏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辅助朝政。王家屏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明史》);他恪尽职守，“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他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出任内阁首辅。他老成谋国、施政严谨、品格高古，然而既不遇时，也不遇主，昏暗腐败的君主粉碎了他的“尧舜之臣”美梦。
王家屏著有《王文端公诗集》、《复宿山房文集》传世。
人物生平
初入官场
王家屏5岁受业于父，13岁取秀才，29岁中举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33岁获二甲第二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家屏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据传“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沿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且谈吐巧捷，四座尽倾。任史官编修《世宗实录》时，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当时首辅大学士高拱之兄高捷任操江都御史时，曾用国库钱向严嵩的党羽赵文华行贿，被记入史书。为此，高拱曾多次暗示家屏笔下留情，文过饰非，均遭拒绝，同行以“良史”称之。
仕途不顺
万历三年(1575年)晋升为修撰，充当日讲官。其时，朝讲经筵多流于形式，然家屏“随事开陈，丰采轩朗”，“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皇帝称之为“端人”，并赐“责难陈善”题字。万历元年至十年张居正任首辅，煊赫一时，群臣竭尽阿谀奉迎。张患病期间，朝内大臣为表关切和忠诚，都于祠庙间奔走祷祈，唯家屏不屑参加。张去世后不到两年，群臣就发泄积怨，倒张浪潮渐高。万历帝先褫夺了张三个儿子的官职，取消张本人生前所得太师头衔，后又加“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之罪，公布天下。此时，家屏却给侍御任正字写信，为张家后代解脱。其不趋炎附势、秉公处事、胸怀坦荡可见一斑。
入阁辅政
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詹事府，兼任翰林侍读学士。次年家屏擢升为礼部右侍郎，旋即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受命兼东阁大学士，为内阁成员。在阁期间，直言进谏，不植私交，正色立朝，风节为人称道。作为辅相，恪尽职守，尝曰：“天下治乱在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自己不敢怠惰，不允别人偷懒，连皇帝亦不迁就。万历十七年(1589)，家屏丁忧(居丧)期满又回到内阁。入京三月“未获一瞻天表”，愤愤指责皇帝：“未有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见者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家屏十分注意同内阁诸臣的关系，当时申时行任首辅，还有许国、王锡爵，家屏居末，然能和睦相处。他在致同僚的信中说：“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但搞好团结并非家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明史》载：“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可见他与同僚之间的交往是开诚布公、光明正大的，不计较平时之一得一失。在君臣关系上，家屏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能上匿于未形，防欲于微眇”，“疏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明诤显谏，扶乾纲将坏之枢”，其有不从，则强谏力争。是年末，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万历皇帝上了“四箴”疏，劝皇上“浓醑勿崇，内壁勿厚，货贿勿侵，旧怨勿藏”。言辞尖利，切中要害。万历震怒不已，欲重罪于仁。家屏挺身而出，陈请于仁为忠正之士，万历让了步，雒于仁免遭重处，善归故里。
万历十八年(1590年)，家屏因皇帝政事不亲，储位不建，摈斥忠谋，连上两疏自劾求罢，试图以去就之决来感悟主心。万历帝虽没有被真正感动而奋发图强，但也不得不以“忠爱”之言奖励家屏。
万历十九年(1591年)，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以事离职，家屏柄相国当政作了首辅，凡事都以宗社大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赢得了朝野的信赖和尊崇。是时，明朝“争国本”的斗争发展到最高峰。次年，礼部给事中李献可在“国本”问题上触怒了皇帝，李被降职外调，余伙皆夺俸半年以示诫谕。御批下到内阁，为营救李献可，家屏拒不执行，将御批封还。帝责之“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有人劝他迁就一点，他却说：“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
辞官去世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为促使早立储君，家屏继续以辞职回乡来感化皇帝。结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家屏罢相回到原籍山阴，八年之后，太子始立。陈有年、顾宪成等为举荐他而遭到贬谪，东林党人对他推崇备至。但终因万历帝恶其耿直，乡居十年，再没有被起用。乡居期间，他潜心整理自己的文稿。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皇帝感念王家屏的公道正派，派人去山阴慰问他，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赐他金币、羊、酒。此后不久家屏即病逝，终年68岁。死后，万历帝追封其为少保、谥文端，并选择山阴河阳堡桑干河畔为他修了一座占地十五亩的坟墓。熹宗时又增封太保，民间以“王阁老”、“王阁爷”敬称。
主要成就
前所未有，去史官二年即辅政
王家屏祖籍太原，明初迁至山阴。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衰，且耕且读。五岁受业于父，十三岁为秀才，二十九岁得中举人。隆庆二年，三十三岁的王家屏廷试得第二，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他在诗中说：“蓬蒿植兰径，鹪鹩栖凤枝”，这句自谦的诗多少表达了他的仕途得意。“宇宙皆吾事，一念安可欺”表达了他的做官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譬彼机中素，皎洁防其缁。譬彼山下石，孤贞坚自持”，则表达了他追求的品格和志向。很快，王家屏又被授为编修，参与修国史。1572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年号“万历”。由于朱翊钧年幼，朝廷的实际执掌者是首辅张居正。这时，王家屏又晋升为修撰，充日讲官，每天给万历皇帝讲论经文和治道。讲课的老师不止一人，而万历皇帝惟独爱听王家屏的讲课，称他“经术宏深，目无睨视，端人也。”王家屏也确实为人端正，从来不会趋炎附势。有一次，张居正病了，满朝文武都去看望，惟独王家屏没去。而在万历十年时，张居正病逝，反张之声遂起，万历抄没了他这位恩师的家，夺其原职待遇和谥号，斥其子为民。这时王家屏反而独自站出来为张讲公道话。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二月，王家屏由侍读学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仅仅一月之后，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成为内阁的一员。明史评：“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至此，王家屏进入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圈，这一年他49岁。
舍生忘死，三“斗”昏君万历
在王家屏不长的政治生涯中，做过很多好事，但最被时人称道的一笔应数三“斗”昏君万历帝了。万历十四年，王家屏继母去世，他回山阴丁忧，三年后返朝。皇帝又擢升他为礼部尚书，仍兼东阁大学士。亲政后的万历变得荒淫昏聩，群臣竟三个月见不到他一面。为了改变这种“荒怠”局面，王家屏向万历提出三点请求：一是迅速恢复早朝，坚持皇上临朝处理国务;二是抓紧研究重大问题，早日把“留中”的奏章批复下去;三是尽早决定建储问题。万历一开始还表扬家屏的爱国热忱，但后来就闭门不出了，对王家屏等人的建议置之不理。看到皇帝昏庸、朝纲混乱、政治腐败、百姓涂炭的种种现状，王家屏心急如焚，寝食不安。他呼天不应，叫地无门，忧愤万状，只好“乞赐罢归”。但皇帝不批准他辞职。从万历十四年开始，立储问题成为朝中的核心议题，中国皇朝一直有立嫡为储的传统，通过明确继承人，以避免政局的动荡，但万历却不想让嫡长子常洛继位，而想让宠妃的儿子常洵长大后再册立太子。于是万历十八年十月，包括王家屏在内的内阁大臣以集体辞职要挟皇帝，要求尽快册立皇太子。万历一听龙颜大怒，传谕切责。其他大臣一见皇帝生气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有王家屏又独自继续上书，要求皇帝速决大计。万历皇帝不得不答应册封大礼在次年春夏举行。伴君如伴虎。王家屏“斗虎”讲究方式方法，不仅自己成功地躲过了“老虎”的血盆大口，还救了别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皇帝上疏，指出皇帝得了一种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综合病，以致近些年来政事不亲，讲筵久辍，宠信宦竖，溺爱郑妃，摈斥忠谋等，本疏切中要害，言辞尖利。万历见疏后震怒，要对雒于仁置之重典。在这种情况下，王家屏为了营救雒于仁，以自己失职为由恳求万历由他来替于仁伏罪，同时规劝皇帝：“善养生者，不以无疾而弃攻砭之方;善养心者，不以无过而厌箴规之语。”“于仁之四箴，以规皇上，则为妄试之医;以备养生，未必非延历之术也”(此段大意为，虽然雒于仁的意见并不全对，但就像医生给人提建议一样，也许并不针对当时的情况，但对以后的养生还是有好处的)。经此辩护，皇帝虽百般不高兴，但只得将原先的处分决定撤销。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内阁成员先后离职，万历再次提拔王家屏为首辅，56岁的王家屏遂登上人臣的巅峰，也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巅峰。凡事出正义，王家屏都会冒着风险去做。万历二十年春，给事中(在中央各部的监察官员)李献可等人请示皇帝，对年满十岁的长子常洛以帝王标准开始教育，这本是好意，却激怒了本来就不愿意立储的万历，被定为重罪。为了营救李献可，王家屏竟封还了皇帝的御批。李献可被斥革为民，保住了性命，但王家屏却受到皇帝的怪罪。看着在这样的主子面前实在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王家屏就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职。王家屏柄国仅半年，就辞去首辅职务。朝野都为这个经术宏深、忠心体国、办事认真、禀性戆直的名相惋惜。王家屏在一份奏折中说：“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然而，在那样的主子面前，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只能怀着悲愤的心情走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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