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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第一名臣崔浩为什么被灭族?

历史趣闻 2024-09-16 08:33:01 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文档
文章导读:北魏第一名臣崔浩为什么被灭族?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南北朝时期名臣济济,其中,崔浩最有才华、却也死得最惨。“国史案”爆发后,“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北魏的顶级汉族世家几乎被......

  北魏第一名臣崔浩为什么被灭族?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南北朝时期名臣济济,其中,崔浩最有才华、却也死得最惨。“国史案”爆发后,“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北魏的顶级汉族世家几乎被一锅端。

  崔浩落得这般田地,既有性格的原因,更是改革家的宿命:虽有宏图壮志、却输给了时代。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出身于北朝第一豪门望族清河崔氏。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从曹魏直至十六国时期,崔氏一直在各个政权中位居宰辅;其父崔宏(崔玄伯)号称冀州神童,官至北魏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

  崔浩则青出于蓝,他自幼博览群书,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不精通,是当时公认的头号才子。成年后就顺理成章进入政坛,当时在位的是北魏帝国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十六国末期,一代雄主15岁时拓跋珪重建代国,从此带领拓跋鲜卑后发制人、强势崛起,先后横扫草原、击垮后燕、打败后秦,并在公元398年即皇帝位,奠定了北魏强盛的的雏形。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拓跋珪虽根据客观形势需要、加强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但整体而言,北方“胡汉之别”的思想观念还很浓厚,鲜卑上层贵族与汉族豪门之间不仅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现实利益层面也存在剧烈冲突,比如中原租佃制与草原奴隶制、门阀制与血缘政治之间的分歧。

  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若想在北魏朝廷占据优势地位,难度可想而知,但崔浩是个例外:他先后为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服务,每任皇帝都对他推崇备至,可谓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而崔浩的地位,源自他无可辩驳的软硬实力:能力强、态度好,让所有皇帝都挑不出毛病,甚至是深为叹服。

  比如晚年的道武帝尤为严厉,很多左右为了避免惹祸上身、纷纷撂挑子躲避,只有崔浩像没事人一样尽忠职守、“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以至于向来冷酷的拓跋珪都刻意让人送饭以示鼓励。

  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学识渊博的崔浩俨如“帝师”,经常为其讲授《易经》、《洪范·五行传》等各类经书。而且崔浩精通星术、占卜,屡屡料事如神,因此得以参与军国大事,“凡军国密谋皆预之”。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听崔浩的,一定能成功;反之,则必败”的规律。

  比如公元416年东晋刘裕北伐后秦时,派人向北魏借道,绝大多数北魏大臣建议阻止刘裕西上,只有崔浩提出了让晋秦两虎相斗、北魏坐收渔利的策略。然而,拓跋嗣听取了多数人的想法,结果被刘裕的“却月阵”痛击,以至于他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崔浩料事如神,他曾准备预测出刘裕无法彻底拿下关中,甚至还精准地算出刘裕篡位自立的时间点,对于当时各个政权的特点、优劣更是洞若观火,以至于拓跋嗣经常跟他谈到深夜仍意犹未尽。

  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对内部形势复杂、外部柔然威胁的困局,不顾朝廷内的汹涌反对声,采纳崔浩的主张主动出击柔然。此战后,北魏不仅减轻了北边的压力,还将大量被柔然奴役的高车人编入军队,使得北魏的军事实力大增。

  拓跋焘能够顺利统一北方,崔浩功不可没。对自己这位顶级智囊,拓跋焘极为尊重,甚至是言听计从,还称赞其为“长胜之家”。

  接下来,为了促进北魏迈上新台阶,全面汉化已势在必行。毕竟当时的北方,鲜卑人不仅在数量上极大少于汉人,其文化、政治制度也相对落后,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制度与观念上的汉化至关重要。而推动这份工作,崔浩可谓当仁不让。

  崔浩作为名门之后,向来致力于“以人伦为己任”、“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即孜孜不倦于为恢复汉文化、家世传统而努力。

  为了坚定拓跋焘加快汉化的决心,崔浩利用道教将其包装为“太平真君”、树立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代圣人。后者龙颜大悦,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比如重设尚书省、建立中书省和秘书省,组织大批汉族士人参政;整顿赋税,考核官吏等。

  此外,为了打造一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儒教政权,崔浩坚决打击鲜卑人在民间信奉的杂神,甚至还声称要“荡除胡神、灭其踪迹”,进行激烈的“灭佛”举措。

  但可惜的是,崔浩却也由此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其一,崔浩聪明绝顶,但却勤于谋国、疏于谋身。

  崔浩身上带有士大夫的传统气节与精神,人格正直、坚守准则而不会见风使舵。他仰仗自己的过人才华、高贵的门第、历任皇帝的宠信,目空一切、藐视群臣,经常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屡屡说出“陋矣哉,公卿也”这种赤裸裸的羞辱之语,压根不给人留情面,得罪了大批同僚;

  崔浩知道自己的才华可以睥睨众生,因此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常以张良自比,对于才华的展示也极为迫切、压根不加收敛。

  但崔浩这种作风并非出于自私、而是一心为公的表现,比如他曾经当面痛斥弘农王奚斤、李顺等人受人金钱故意歪曲事实、将个人私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可耻行为;南线将领主张与刘义隆交战,崔浩却一眼看穿这些人意图借机敛财、不顾大局的小算盘。

  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崔浩越成功,其他人就越嫉恨,毕竟没有人愿意长期跟一个智商碾压自己的同僚共事、经常被其一眼揭穿。

  其二,崔浩触动了鲜卑统治集团的利益。

  崔浩出身汉人豪门世家,是儒家道德理念的忠实拥护者、践行者,他致力于恢复汉家文化、实现高官与博学合一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打造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政权。

  但这对于鲜卑贵族而言则无异于晴天霹雳。一旦以家族、学术为标准的贵族政治建立起来,基于血统的鲜卑贵族将被取代,已经到手的巨大利益将面临失去的危险。因此,拓跋焘汉化举措越多,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越激化。

  而崔浩消灭杂神、打击佛教的运动,更是招致了鲜卑上下的忌恨,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声势浩大的反汉化运动随之展开。

  而对于拓跋焘而言,之所以接受“太平真君”的头衔、推进汉化,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统治。但如今既然已经造成了政局动荡,他毫无疑问会选择支持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鲜卑贵族、旧俗。

  在这种情况下,崔浩和很多汉人知识分子沦为了牺牲品,至于在修编《国记》时秉笔直书、毫无避讳地尽述拓跋氏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借口和导火索而已。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崔浩的悲剧,不过是北魏曲折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崔浩极力促成政权汉化,大方向时英明、正确的,毕竟拓跋氏想要统治中原,必须彻底融入中华文明。当时显然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拓跋焘个人、大部分鲜卑人都还未实现汉化,直到后来的孝文帝时期,崔浩的理想才成为了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可谓是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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