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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都有文武大臣代表 古人是怎么选取的

历史趣闻 2024-09-06 22:06:02 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文档
文章导读:对古代文武大臣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从秦开始,历史上每个朝代各选一个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将,怎么选?  秦朝,文臣李斯、武将章邯  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

  对古代文武大臣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从秦开始,历史上每个朝代各选一个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将,怎么选?

  秦朝,文臣李斯、武将章邯

  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都是李斯积极操作的。还有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等这些实际国策,也与李斯密不可分。所以,李斯必须是大秦帝国的第一文臣。

  这些制度,在始皇帝之前的秦战国,已经有了成熟地实践。所以,李斯自然不是从0到1的突破。但是从1到100,把秦法秦制推广到当时的整个天下,也绝对算是奇迹。

  武将第一,为什么不选蒙恬?因为蒙恬退场太早。他曾协助李信灭楚,但灭楚失败。后来,领兵三十万北却匈奴。但这还不够。大秦帝国最需要能战将军的时候,是大泽乡起义之后。但蒙恬死了。

  而这时候领衔担当的,是章邯。

  陈胜的起义军已经打到咸阳边上了。章邯临危受命,硬是把起义军怼出函谷关。而且,出关之后,章邯再展帝国雄风,南平楚、北迫赵,又一次狠虐了一遍山东六国。虽然巨鹿战败,但章邯是唯一挽狂澜于即倒的大秦武将。而巨鹿之战,到底是项羽战神附体,还是章邯有意放水,真得不好说。

  西汉,文臣贾谊、武将周亚夫

  在西汉,你没法用功勋排位文臣。如果按功勋,那必须是萧何、曹参。萧规曹随奠定了大汉七十年的繁荣。但,陈平也不差、张良更厉害。陈平做治世丞相,怎么也比沛丰功勋更合适。而张良则厉害到刘邦不敢用。

  之所以是贾谊,是因为他为大汉转型提出了理论预见。《治安策》堪称两汉第一雄文,汉武帝将国策由消极保守改为积极进取,基本就是按照《治安策》的预见去操作的。主父偃建言推恩令,而推恩令完全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实践版。

  西汉的武将,非常厉害。卫青、霍去病自不必说。卫霍之后的赵充国,堪称战略级大师。如果没有赵充国,西汉大概率搞不定羌人。羌乱就不会从东汉开始,而会从西汉开始。

  西汉最致命的一个危机,是七王之乱。虽然七王之乱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但七王之乱也可能三个月灭掉西汉。到那时候,中国很可能再次退回战国乱世。所以,周亚夫平七王之乱的功勋,足以冠军西汉。

  至于卫霍打匈奴,打不过就和亲认怂;打得过就威震草原。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变不了的。匈奴不是后期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当时完全没有征服中原的雄心壮志,更没有入主中原的组织能力。

  东汉,文臣不了解、武将刘秀

  东汉最主要的问题是豪族政治。中央集权加郡县制度,是为了消灭诸侯。但是,汉武帝之时却出现了大侠,汉武帝之后则出现了豪族。东汉就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所以,豪族问题是东汉的主要矛盾。

  但,东汉的一众文臣,谁也没能解决这个豪族问题。因为文臣都是豪族士大夫。豪族士大夫自然不会想着怎么解决自己。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东汉外有羌人放血、内有豪族瓦解,然后天灾加腐败逼出了农民起义。

  武将呢?窦固、耿忠穷追西域,班超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经略西域,这些人不是名将吗?可以是。但匈奴真正被干废的原因,是乌孙在汉朝的支持下崛起了。而支持乌孙,则要追溯到汉武帝。后来,则是鲜卑人充当了东汉的雇佣军。而东汉自己则一直在实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边地的胡人化。简单说,就是把武装力量交给了胡人。

  所以,东汉的武将第一,就让刘秀来当吧。刘秀昆阳之战,一下干废了新莽王朝42万大军。这是一场开挂加改代码的神操作,哪朝名将都比不了。而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刘秀再造大汉。这个功勋也足以傲视整个东汉了。

  三国,文臣曹操、武将曹操

  三国就算一个朝代吧。甚至,也不从曹丕篡汉起算了,直接从黄巾起义起算。因为曹丕篡汉而三足鼎立之后,就没啥意思了:故事不好看,英雄也不多。我最喜欢的诸葛亮到头来还是悲情结尾。所以,不妨把尺度拉大一点儿。

  东汉的主要矛盾是豪族问题,次要矛盾是胡人问题。但因为豪族还能组织社会,所以胡人杀不进来。东汉乱世,实际是地方豪族支持的军事代理人在打内战。

  但是,因为这些军事代理人太生猛,所以胡人成不了气候。而这些军事代理人的翘楚,即乱世诸侯最强者,就是曹操。在汉末乱世,曹操竟能实现北方一统。

  诸葛亮厉害,五伐中原,全部败北,秦岭大山成了丞相噩梦。生子当如孙仲谋,五攻合肥,合肥坚如磐石,合肥成了孙权的噩梦。这些豪杰别说一统北方,就是北伐中原也做不到。所以,一统北方中原,足以证明曹孟德的军事才能雄冠三国。

  曹操武将第一不假,为何还是文臣第一?曹操集团以及曹魏一系,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财政。简单说,曹操始终捏着乱世第一稀缺资源,即粮食。而要搞到粮食,就必须组织生产、恢复财政。曹操复制汉武帝的屯田模式,在乱世中原首创屯田。这个深刻洞见和高维操作,已经干废了所有三国文臣。

  诸葛亮频频北伐。直到第五次北伐,他才发现屯田的重要性。于是,在第五次北伐的时候,蜀汉大军开始在渭水之滨搞屯田。但是,曹操呢?乱世之初就想到了,而且还认真去做了。以后,曹魏一系的所有战争,都离不开屯田以及财政的支持。正是在曹操高度重视下,曹魏一系才涌现出一大批财政干部。而这些财政干部,你在蜀汉和东吴几乎找不到。

  西晋,文臣全部歇菜,武将勉强就算司马炎吧

  按理说,文臣武将都不能把皇帝和主公包括在内。但是,在英雄稀缺的时代,只能把他们也算进去了。司马炎说破大天也就是个官三代(从他爷爷司马懿起算),他怎么能是武将第一呢?

  西晋只有一个高光时刻,那就是晋灭吴之战,最终实现了三国归于一统。而晋灭吴之战,差不多以整条长江为战线,五纵一横、六路出击。这么大的战场、这么多的大军,最难的不是战场破敌,而是诸路协调。而作为六路大军总协调人的,就是司马炎。所以,司马炎有此功勋,足以堪当武将翘楚。

  然后,西晋一朝,你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名将了。因为司马炎去了州郡兵之后,就把大军交给了司马家的王爷们。而这些王爷们硬是折腾出了八王之乱,随即便是五胡乱华。

  文臣呢?西晋的主要矛盾,继承了东汉的豪族问题,但胡人内迁也导致胡人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到底哪一更主要,也就说不清楚了。而纵观西晋一朝,豪族士大夫除了清谈,几乎啥也没干。所以,文臣全部歇菜。

  东晋,文臣继续歇菜、武将谢安

  其实,我挺想说说祖逖的。如果东晋能够稍微争气一点儿,未必不能从南扫北,恢复中原。因为胡人部落兵始终搞不懂中原的统治逻辑,而且胡人数量也始终无法超过汉人。祖逖仅凭一腔血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带着祖家宗族部曲一通猛操作,就能逼得羯人雄主石勒顿兵黄河。

  所以,东晋北伐中原不是没有希望。胡人之所以能够称雄北方,就是因为衣冠南渡之后,北方汉人失去了组织社会的可能。胡人是部落制,汉人是豪族制。在这个底层逻辑上,豪族制未必干不过部落制。

  但是,东晋太垃圾,而豪族也太无耻。所以,名将也就真心难找了。待到前秦一统北方,氐人饮马淮河,东晋的当轴豪族也只能硬着头皮死命扛了。于是,淝水之战,谢安封神。

  那刘裕呢?这家伙可是扫平南燕、猛夺关中、威逼北魏的狠角色。这份功勋怎么也要比谢安更牛。刘裕最好算南北朝第一武将吧,毕竟后来直接篡晋建宋了。

  文臣没法说。武将,战场杀伐,杀得改变历史格局或打破历史节奏,然后这就足以封神。而文臣是要治国的,必须担当起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历史任务。在东晋,这个秩序怎么构建?还是那句话: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东晋始终没能出现搞死或削弱豪族的文臣。

  南北朝,文臣算宇文泰,武将第一就算刘裕吧

  其实,北方的武将更能打。但南北总要平衡一下。所以,武将第一就给南朝吧。历史上,从南扫北而一统天下的,只有朱元璋。刘邦从汉中起兵,算是从南了,但主要还是从西向东,复制了秦战国的一统模式。所以,这就不算了。除朱元璋之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从南扫北就是刘裕北伐。刘裕以及北府兵是相当凶猛,硬是在北魏的眼皮底下干到了关中。刘裕之后,南朝武功便毫无建树。

  文臣是要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所以,文臣的任务就要更重一点儿,必须瞄着社会主要矛盾去操作。

  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南方肯定是豪族问题。衣冠南渡之后,南方豪族也不用考虑胡人问题了。他们搞定豪族就行了。但南朝太废,不是搞定豪族,而是皇室跟豪族一直打内战。

  在北方,这个主要矛盾只能是胡人问题。简单说,就是胡人与汉人的关系怎么相处。你总不能让这两拨人平时恨无止境、战时死磕到底吧。

  后赵石勒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羯人几乎灭族。前秦苻坚搞胡汉融合的政策,但淝水之战,彻底歇菜。北魏搞胡人汉化的政策,但六镇起义,北魏灭亡。胡人欺负汉人,不行;胡人汉人融合,也不行;胡人学习汉人,还不行。于是,历史走到了死胡同。因为逻辑上已经周延了,所有道路全都封死。

  逻辑上可以周延,但节奏上可以把握。宇文泰在底层搞汉人胡化,而在顶层却搞了胡汉融合。之后,又通过柱国制和府兵制,把关中胡人和汉人全都编入军事化组织。实际上,这就是打左灯往右拐。表面上看是汉人胡化,西魏吸取北魏灭亡的教训,所以必须搞胡人欺负汉人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胡人汉化,上层搞关陇联姻、下层以府兵融合,而组织社会的方式还是汉人的模式。西魏、北周、隋唐一系,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必须要溯源到宇文泰。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残破关中是如何再度辉煌的。

  隋朝,文臣杨坚、武将就休息一下吧

  隋朝太短。秦朝也短,但如果从秦战国起算,嬴氏时代则不算短。隋朝主要继承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衣钵。但,隋文帝杨坚继承得非常彻底。隋朝搞均田,唐代也搞均田。但隋朝做得明显比唐代更成功。在隋朝,老百姓是不能偷税和逃税的。中国历史上,只有隋朝能够这么奇葩。隋朝的基层县令,真能把老百姓全都叫到县府大衙,然后一个一个地登记姓名和年龄,即所谓的大索貌阅。这种彪悍到生猛的人口普查,即便是现代政府也做不到。

  武将呢?三征高句丽然后征到亡国的神操作,历史上也就隋朝能干出来。所以,武将你还怎么找?

  不是还有隋灭南朝陈的一统武功吗?问题是隋灭南朝陈的统帅,就是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杨广。所以,你怎么也不能说杨广算大隋第一武将吧?

  唐代,文臣杨炎、武将太多

  均田制,非常好。因为它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起码最穷的老百姓也能有地种。即便只是理论上可以,但也难能可贵了。而配合府兵制,那就更为完善了。老百姓有地种,然后就有义务给国家交税,也有义务去当府兵。权利和义务对等了,这在主权在君的传统时代,相当不容易。

  但,均田制却始终遭遇豪族问题的冲击。老百姓均田交税了,豪族咋办?豪族不死、国家不兴。豪族全死呢?则五胡乱华。所以,豪族问题太头疼。

  但是,安史之乱直接干废了北方豪族。安史之乱太突然,所以豪族没法跑。即便跑,也是不能举族南迁。所以,豪族算是给干废了,但还没有干到灭绝。把豪族彻底干死,还要等到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军对待豪族,可比安史叛军狠多了。

  豪族是没了,但基层社会由谁来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不起来,国家就没法收税。老百姓要么上山当强盗,要么自我武装去种地,国家根本收不上税、也征不到兵。国家有大军,怎么征不到税、征不到兵?问题是你得考虑成本。国家必须低成本的收税、征兵才能运行起来。

  刘晏的盐业改革,相当于给垂危的大唐打了一针强心剂,总算活过来了。而杨炎的两税法,则是真正给大唐帝国解决了收税的问题。甚至,两税法变成了以后历代王朝的工具正义。连五代后梁的朱温,都认可两税。传统帝国一直发展到唐代的两税法,才搞明白“履亩而税”的技术问题。

  所以,唐代的文臣第一,就是杨炎了。至于武将,唐代能打的将军太多。而且,随便拉出一个都足以改变历史的运行节奏。

  于是,自然会生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唐代的武将为什么能打?

  不是唐代的将军能打,而是唐代的府兵能打。侯君集出击吐谷浑,所部兵马“人龀冰、马瞰雪”。而契苾何力追击吐谷浑残部,直接干到了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将士刺马血饮之”。就这种士兵,以后的历朝历代,什么时候有过?没有死战的精兵,就不会有改变历史节奏的名将。

  唐军能战,一个是府兵制、一个是普遍的军人荣誉感。府兵,实际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部落兵,以能战为荣,府兵也以能战为荣。而隋唐的关陇贵族,又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所以,整个社会风气一直尚武。但,这只是前期。

  府兵的一个问题是韧性太差。府兵不是职业募兵。所以,扛不住连年征战。于是,长征健儿等职业募兵,在玄宗朝大量出现了。职业募兵的升级版,就是军人利益集团。唐代的藩镇割据和五代乱世,都是因为军人利益集团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五代,文臣冯道、武将柴荣

  什么三朝老臣、四朝老臣,在冯道面前,全都不值一提。这家伙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这个谁能比?而且,先后伺候过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等十位皇帝。如果把开封称帝辽太宗耶律德光也算进来,那么,冯道就算伺候过十一位皇帝。如果他能活得再久一点儿,也能伺候一回宋太祖赵匡胤。

  欧阳修骂冯道不知廉耻、司马光骂冯道奸臣之尤,但五代就是这么一个“生猛海鲜”的乱世。要想活,要脸不行,不要脸勉强,得死不要脸才行。冯道算是这个乱世的缩影。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人家冯道之道,则是无道也能见,而且还能见的流光溢彩。

  武将第一,按理说,应该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沙陀军事集团的高光时刻,一个月入川灭前蜀。北宋死命追,也是用了66天,才入川灭后蜀。但是,李存勖的污点太明显。最后对阵李嗣源,李存勖连正面战场都没上,就被自己人搞死了。

  所以,五代第一武将就算柴荣了。柴荣说如果给自己三十年时间,就可致天下太平。但是,上天连十年时间都没有给他。即便如此,柴荣仍旧干成了三件足以彪炳五代的大事:

  一是高平之战打废北汉和契丹。高平之战前,草原契丹吊打中原王朝;高平之战后,中原王朝吊打草原契丹。一直持续到北宋第二次幽州之战以后,契丹被吊打的局面才被扭转。

  二是收复秦、凤、成、阶四州,中原王朝打废后蜀。自此之后,后蜀只能躲在秦岭大山以南,不敢北出中原搞事情。

  三是三征南唐,拓土州十四、县六十,关键是把南唐彻底压到了长江一线。守江必守淮。而后唐却被赶出淮河、赶到长江。所以,后唐什么时候被灭,只剩时间问题。

  北宋,文臣王安石、武将章楶

  到了北宋,豪族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豪族不死、国家不兴。但,这时候,豪族已经死了,那国家一定能兴吗?答案是:也未必。

  豪族死,只是国家兴的必要条件。因为豪族相当于内部肿瘤,而有这个肿瘤存在,中央王朝就无法集中资源。但是,豪族也发挥了组织社会的作用。所以,豪族没了,就必须有人替代豪族来组织社会。那么,北宋的社会是由谁来组织的?

  按照中央集权的逻辑,必须是国家来组织社会。但皇权不下县。国家即便实力再强,也无法把统治触角延伸到村一级。即便是现代国家,也做不到。所以,县以下还是要靠自治。不是自治有多好,而是自治成本低。

  北宋主要靠两个手段,一个是市场和资本,土地自由买卖、资本高度活跃;一个是科举士大夫,实际建立一个学问为中心的社会。北宋后期,常年有大约20万学生就读于各地州学、县学,约有8万人定期参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而这就是北宋凝聚力的来源。

  这个问题,小编之前专门讲过,所以这里一笔带过,只是对豪族问题做个回应。那么,北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唐代的主要矛盾,在前期主要是财政问题。大唐的财政能力跟大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后期主要是藩镇问题,但藩镇问题的本质还是财政问题,简单说就是大唐代廷的钱始终不够花。

  而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不可遏止地跟自家老百姓做买卖。凡是能赚钱的暴利行业,国家必须染指;凡是能赚钱的神奇操作,国家必须使用。甚至,北宋能在传统社会玩出金融危机,还是纸币危机。但是,北宋的钱,仍旧不够花。

  范仲淹最初开始解决,试图推进保守的财政路线。但,这是治标不治本。而真正提出创见的,是王安石。王安石认为天下之财取之不尽,关键在于怎么理财。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的观点是绝无仅有的。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认为天下之财就是池塘里的水,国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而王安石则认为天下之财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国家和百姓之间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关系,理财到位,根本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司马光的认识,停留在初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静态的,1就是1、2就是2。而王安石的认识,则已经上升到了高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动态的,从1到2是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财政观点及背后逻辑,之前也有文章论述过,所以也不多说了。王安石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北宋以后的路线仍旧是新党路线。但新党没有完全继承王安石的变法精髓,把路给走歪了,最后演变成:只为皇帝不为国家、只为统治不顾人民。

  至于名将第一,一定出现在宋夏、宋辽战场上。但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现在宋夏战场上。宋夏之战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战,北宋才扭转了一直窝囊的调性。而改变战局调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陕西战事后,北宋终于了解怎么对付党项人了。所以,从1092年洪德堡之战开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谢罪,总共不到十年时间,宋夏战争便基本宣告结束。后来的第五次宋夏战争,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扩大战果。

  南宋,文臣陆秀夫、武将岳飞

  武将岳飞,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岳飞的军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册,而岳飞的悲情故事则深入到了民族记忆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战,南宋战败后,宰相陆秀夫背负南宋小皇帝跳海自尽,随后十万南宋军民跳海殉国。历代王朝都会灭亡,但灭亡得如南宋这般悲壮的,绝无仅有。

  南宋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战争问题。而战争问题背后,还是财政问题。国家集中社会财富,然后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最后再与蒙古对决。然而,南宋始终没有一个文臣能够操作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难了。

  元代,文臣脱脱、武将太多

  在关于如何给前朝修史的问题上,大元代堂一直争执不休。到底是以北南宋为正统,还是以金朝为正统,南宋遗民和金朝遗民能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就是因为这个正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元代始终无法完成给前朝修史的工作。

  后来,丞相脱脱直接上了:你们谁也别哔哔了,只要能建立一个国家的,我们大元就给它修史。所以,元代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一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但没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晚清才给考证出来。

  脱脱的这个生猛操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政教分离”。按照儒家的设计,政治必须通过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获得意义。皇帝必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然后才有资格统治亿万兆民。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于是君权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于是君权天授。完成了这个初始论证,政治才能获得意义。而脱脱的操作,却把文化、宗教与政治分离了。统治就是统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独自获得意义。这也是一个创见,而且非常现代。

  武将呢?从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黄金家族堪称基因逆天到爆表,连续三代人个个能打。大蒙古帝国,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将。历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慕容氏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武将就没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这里只提一点:但凡东亚的中原地区足够强势,北方草原就别想猖狂。但问题是从五代开始,东亚的中原地区一直就没有强势起来。这个大的历史格局,成为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代,文臣张居正、武将于谦

  这两个都是文臣。但于谦领兵,成功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所以,于谦归类到武将。当时,明英宗被抓了俘虏,大明精锐尽丧土木堡,瓦剌三路大军直扑北京。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围还要凶险。但于谦力挽狂澜,不仅取得北京保卫战的成功,而且还追着瓦剌的大军死命揍。

  如果没有于谦强硬主战和高光逆袭,大明很可能就迁都了。而大明一旦迁都,那么,明代大概率不会延续276年的国祚。放眼当时天下,除了北京,就没有更符合的定都地方。大明无论定都在哪里,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经济中心。实际上,这些个中心全无意义。首都从溯源来说,就是军事中心,更精确地说是战争的前敌指挥部。这个逻辑,从战国一直延续了整个传统时代。古代通讯和交通条件有限。而战争又瞬息万变。所以,不是首都指挥战争,而是战争牵动首都。明代的主要劲敌,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东北方向是女真。然后,首都不设在北京,你能设在哪里?

  可以说,张居正改革毫无创见。

  范仲淹庆历新政,走得是保守的财政路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走得是超越时代的积极财政路线。但张居正呢?没啥路线。一条鞭法,早就有了,算是地方智慧被中央放大了一下。考成法,主要是监督官员好好干活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张居正再怎么考成,大明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没能提升到太祖朱元璋时期。

  但是,你不能怪张居正。僵化的大明制度造就了一池死水。在这池死水中,大家都已经集体躺平了。而只有张居正却不想躺平,非要力挽狂澜,在死水中也要砸出一丝波澜。所以,张居正精神可嘉。而张居正之后,则再无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连个不称职或把路走歪了的继承人都没有。

  清代,观感不好,说多了心情惆怅。所以,不说了。

  这里给清代做一个定性:大清帝国,以皇帝为政治文化核心,以八旗部族为支柱人脉,以汉人士大夫为桥梁人脉,以中原的皇帝、草原的大可汗和高原的文殊菩萨转世为统治扩音。

  所以,大清能够把中原、草原、高原以及西域全能统治起来。而且,不是一般的羁縻,而是形成实在的统治。

  但是,对西域的控制还是有点儿弱。关键是故事没讲好。大清对中原讲儒家的故事,对草原讲大可汗和喇嘛黄教的故事,对高原讲藏传佛教的故事。但是,对西域讲什么故事?

  有时候,武力只能让人被迫臣服,利益只能让人认贼作父,而故事才能让人真心归附,才能实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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