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工贸易分工模式 1.加工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以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增长，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态势，贸易品结构与贸易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间产品贸易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加工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是这种新贸易现象的两个主要特征。 美国是现代加工贸易活动的开创者。
早在1930年，美国就开始实施了海外装配计划。该计划规定，美国在进口利用美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在海外加工装配的产品时，可获得相应的关税优惠，海关只对在境外产生的增加值征收关税，美国供应零部件部分应缴关税将被豁免。
据统计，1971年～2000年间，美国的加工贸易产品进口增长超过了4倍，推动了全球加工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还与发生在1980年代的“零售业革命”有密切关系。
随着如Walmart和Target这样的大规模折扣店的发展，面向全球获得低价供货能力和建立商品外购体系，成为零售业跨国公司降低进货成本进而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这样，作为加工贸易的采购方，国际上大型零售企业成为推动加工贸易迅猛发展的另一支有生力量。
2.加工贸易的分工模式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直接开展贸易已经约定俗成。出口国生产商利用当地资源生产商品，直接出口给进口商，由进口商在本国销售，已成为主要贸易理论分析贸易模式的基本套路。
因此，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产品，进口比较劣势产品，是一般贸易中的分工模式。但是，目前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并非如此简单。
在加工贸易中，各国只是拥有若干比较优势生产环节，分别占据加工贸易价值链的上游阶段（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中游阶段（加工装配）或下游阶段（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
二、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参与加工贸易活动是从加工装配环节开始的，加工企业从国外委托人那里获取生产订单，然后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并加工装配，通过中间人或者直接销售给委托人。那么，它们在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自哪里呢？ 1.劳动力成本与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Swenson（2004）利用外部采购模型在对美国的海外加工装配计划研究后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自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导致美国在该国的加工装配份额下降；相反，竞争对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提升它在美国加工装配中的份额。
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业务更容易受有关国家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因为加工装配阶段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Grossman、Helpman（2002a）的研究还有了更多的发现。
首先，美国在发达国家加工装配的是差异化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装配的多为同质产品，所以成本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加工装配活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其次，与发展中国家基于成本优势的加工装配活动随成本变化而频繁发生更替不同，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使其免受这种替代之苦。
因为低技能劳动力更具替代性，一项简单的加工装配活动从一个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另一个类似国家的阻力就更小。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成本上升对其加工装配所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将从竞争对手成本的上升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低贸易成本和低劳工成本能强化加工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加工装配活动在东亚地区也相当普遍，虽然距离美国较远，但这一地区有较低的劳工成本和开放的市场，是零部件生产基地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邻居，现已成为电子产业加工装配的中心。
其他地区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中东等劳工成本或贸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加工装配活动则相对较少。 2.国家特征、产业特征与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然而，加工装配活动的区位选择绝非如此简单。
正如Grossman、Helpman（2002b）所说，只要一国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拥有符合外包公司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或者拥有高效率的确保外包关系得以维继的法治环境，一个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仍可以继续吸引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相反，一个低工资国家的工资优势如果被它不匹配的生产设施、法律保护、基础设施和工人的技能劣势所抵消的话，它就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失去吸引力。
为深入探究影响跨国公司加工装配活动的复杂因素，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加工装配活动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某国有较低的贸易成本，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低（或熟练工人绝对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以及较低的公司所得税，美国子公司在该国的加工装配活动就比较活跃。
这种活动不仅受该东道国而且也受其他东道国政策和特点的影响，比如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东道国较大的市场规模将对该国加工装配活动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会影响加工装配活动的区位选择。
一般来说，较之资本密集型产业，非资本密集产业的外包活动更容易受成本变化的影响。这可从Swenson（2004）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他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密集程度最低的加工装配产业对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比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高出30％。
因为资本密集产业生产的零部件通常是更加差异化的、专用的和复杂的，公司不得不进行更仔细的搜寻来确认合作伙伴是否有将这些零部件装配成最终产品的能力；而且，由于搜寻资本密集产业合作伙伴所费成本更高，关系专用性投资成本也很高，所以资本密集产业将不会对成本变化太过敏感。 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和工人技能水平是确立加工装配环节比较优势的最基本因素。
除此之外，贸易成本、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公司所得税政策、出口加工区政策、市场规模也将加强或削弱该环节的比较优势。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多从事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的非资本密集产业的加工装配活动，这些活动的替代性更强，比较优势更容易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减弱。
三、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能够开展加工装配活动就是因为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1》的数据，1995年～1999年期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我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十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
由于我国加工企业的用工主体是从农村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报酬更低，所以我国加工装配环节有着更强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劳动力具有的必要人力资本素质，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5年，是南亚七国的1.7倍，这也是我国超越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在加工装配活动中开展最好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加上借鉴了亚洲“四小龙”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成功经验，吸取了南美地区在失败的教训，通过不断健全法制，优化基础设施和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加工装配活动开展的软硬件环境，吸引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加工贸易出口的飞速发展。 快速增长的加工装配活动使我国获得技术外溢，为我国培育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大军，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加工装配活动也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向资本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升级，获得了可观的贸易利益。
目前我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仍可使其在非资本密集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得以保持。同时也应该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所占据的加工贸易环节也是可以根据要素禀赋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超越比较优势而占据其他生产环节（无论是更高级的生产环节还是低级的生产环节）也是不可能的。
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与加工装配活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初期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活动，当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之时，就是（也必须是）加工产业转移和生产环节升级之日。 2007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我国在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尤其在新劳动法实施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沿海地区大量的加工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笔者认为，我国采取措施升级加工装配环节是必要的，但主动放弃已有的比较优势也是不明智的。应采取措施引导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实现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
不然的话，将会造成我国加工企业工人的大量失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