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让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
《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早在夏朝时，中国赋税制度的雏形已经诞生，这时候的税务称为“贡”，就是各地诸侯、大臣向天子进贡财物。
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西周已经出现了明确文字记载的“税法”，表明税收征缴和管理体系相当完备。
马克思曾说：“如果有10%的利润让人疯狂，有50%让人不顾一切，有100%的利润可以铤而走险，有300%的利润，可以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虽然3000年前的中国已经有相当完备的税收法则，但还是有人愿意铤而走险，选择偷税避税。
偷漏税被称为“匿税”，对匿税行为的惩处叫“罚课”或“罚赋”。今年上半年曝光的郑爽价“阴阳合同”，在古时叫“大小书契”。
具体偷漏税手段，古人主要在“瞒报人口”、“少报数量(产值、交易额)”，“伪造契约”、“逃避专卖”、“行贿税官”方面下功夫。
到了春秋战国时，偷漏税现象已成为社会问题。大家都清楚，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国家财政的根本。匿税行为不仅影响国家财税收入，对其他纳税人也严重不公。
所以，历代对偷漏税行为都是严惩不贷，除足额追缴税款外，还得交罚款，吃官司。
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不佐为匿田，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
除此之外，《秦律》还规定：“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二石。”
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逃税现象，负责征收租、刍、的官员虽然已经向农民收取，但农户却私下苛扣“贡品”数量。
《法律答问》记载：“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
战国时期，因局势不太平，人口流通性大，古人采取隐藏人口来免除户赋、。或者子女长大仍住在一起，故意不分家。
《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是，如果家里有两名成年男子仍不分家，或者有偷税逃税现象，被发现，一律按匿户罪处理，或者加倍征收赋税。
不仅秦国严厉打击偷税避税，赵国也是同样如此。
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李兑失势，赵奢回到了赵国，担任负责征收土地税的小官。
有一天，赵奢带领数人去邯郸征税。开始的时候，商家都很配合，缴纳了足额税款。
可是邯郸城内卧虎藏龙，赵王弟弟平原君开了9家大型店铺，分别由其9个管家负责。
这9个管家倚仗权势，偷税逃税，抗拒缴纳国家税款，还把前去收税的税务官打伤。
赵奢听说此事，依据当时的法律，果断地处死了这9个管家。平原君闻讯，扬言要杀死赵奢。经过赵奢一番细致地解释，平原君弄清事情原委，便不再追究此事。
《资治通鉴》卷五：“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之。……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这则小故事明确地告诉后人，在战国时期，即使达官贵族偷税逃税，也同样会遭到严厉的处罚。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对于偷税漏税者的处罚，还有相关税收政策。
《汉书·武帝纪》：“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汉武帝首次开征“财产税”，税款算作“缗钱”(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要求纳税者如实呈报钱财，经官府验收后，按6%的税率征税，同时开设“车船税”。
若是有人或相关机构偷税逃税，官方除了会没收其全部财产，还要让负责人戍边一年。按照汉武帝对外发动战争的次数，戍边一年就等于宣判死刑。
当然，汉武帝之所以会处心积虑制定如此详细的税收政策，其目的还是想壮大国库，维护边疆安危。
到后来，西汉朝廷遂出台《告缗令》，若是有人清楚自己身边有商户或者个人偷税漏税，便可以向官府举报，一经查实，举报者能获得50%的举报奖励。
但是，这样的后果也适得其反。一来，导致大批的铺户破产倒闭;二来，严重的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既然正常做生意很难赚到钱，那还不如逃税漏税，因此匿税现象反倒变得更严重。
隋唐时期的税收制度是“租调力役制”。比如，男子18(一说21岁)岁成丁，至60岁前均为纳税人口，国家授予其一定数量的土地，每年需要按时按量向国家缴纳粮食。
未婚单丁及奴婢按半数缴纳，男丁每年还要服役1个月。
唐代朝廷将百姓的房产按照占地面积、修筑年代、以及房屋质量的好坏来征收“间架税”，相当于如今的房产税。
如果纳税人少报一间房产，除加倍罚款之外，还要被“杖六十”。一顿板子下来，大小伙子只剩下一口气，体弱者可能当场毙命!
有意思的是，受到南北朝影响，隋唐两朝的沙门子弟享有减免税收的利好政策，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趋之若鹜。
《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诏令：“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
《唐律疏议》记载：“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
《唐六典》记载：“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籍簿，亦三年一造。”
也就是说，只有官方颁发的度牒，才能成为正式的僧尼、道士。无度牒入僧门、道观者一律不予承认，不仅不享受税收方面的特权，还要受处罚。
官方的度牒并不容易得到，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且数量比较少。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资治通鉴》记载，唐中宗时，有个名叫钱三万的富户花钱买度牒，主要目的还是偷税逃税。
明朝度牒
到了宋代，官方开始征收契税、专营税。契税是指凡田宅交易，都需要根据契约上的交易额按一定比例交税。宋仁宗时每贯征收四十文，税率约为4%。
专营税是古代对于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例如盐税、茶税、酒税，专营税比例非常高，甚至能达到货物出售价格的20%。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凡贩卖私盐偷逃税的，贩一两以上“决杖十五”;贩卖私茶一斤即杖100，贩至20斤以上处死后示众;贩私酒“五斗处死”。
元明清三个朝代继续沿用古人留下的税收政策与相应处罚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
《元史·刑法志三·食货》规定：举报贩私盐者，“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如果被举报者被处死，“家产付告人充赏”。
元代打击偷税漏税力度也大，私自贩卖盐、茶、酒等重要物品，或者在这些物品里面有偷税逃税行为的，要杖七十，判罚两年徒刑，财产一半充公。就连邻居不告发偷税，也要杖打100。
到了明朝，除了管理严格外，还有举报奖励制度。
《大明律·户律五·课程》，举报客商匿税，“于入官物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
明洪武末年，驸马欧阳伦(欧阳伦是安庆公主丈夫，安庆公主是马皇后所生)，奉使至川、陕，眼见川茶私运出境销售，便利令智昏，遣私人贩茶出境。
某次，欧阳伦贩私茶至兰县渡河，河桥司巡检依法前往稽查，反被打骂，该巡检竟然“告御状”，向明太祖朱元璋告发欧阳伦的不法行为。
朱元璋听闻此事，勃然大怒，不顾女儿求情，将欧阳伦赐死，相关人员诛杀，没收入。清朝时期也有类似案例，明清两代基本上做到了“王子逃税与庶民同罪”。
有法必行，无信不立。古代苛捐杂税的确存在，可执行力度也同样非常凶狠，官府还积极动员和鼓励其他纳税者参与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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