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太监魏忠贤与明熹宗奶娘客氏狼狈为奸，专擅朝政多年，党羽遍布朝野，被人们称为“九千岁九百岁”。为了讨魏忠贤欢心，各地的党羽爪牙们绞尽脑汁，花样百出，甚至有人效仿历史上的先贤，为魏忠贤建造“生祠”。
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或者是祭祀圣贤的宗庙，通常都是为已经去世的人而建，而为活人建造的祠堂，被称为“生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生祠”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如果单以“生祠”数量而论，魏忠贤绝对无人能够比肩！
最早提出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
“木匠皇帝”明熹宗不仅同意潘汝桢所请，而且亲自为“生祠”题写了匾额——“普德”。这座“普德祠”建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边，规模恢弘壮观。
魏忠贤对“生祠”之举非常受用，很快将潘汝桢提拔为南京刑部尚书。其他党羽嗅觉灵敏，争先恐后建起“生祠”，于是，魏忠贤的“生祠”遍地开花：
应天巡抚毛一鹭在苏州虎丘建“普惠祠”；应天巡按徐吉同在松江建“德馨祠”；漕运总督郭尚友在淮安建“瞻德祠”；巡按宋桢模、许其孝在扬州建“沾恩祠”；工部郎中曾国桢在卢沟桥畔建“隆恩祠”；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府尹李春茂在崇文门内建“广仁祠”。
巡抚刘诏、巡按卓迈、户部主事张化愚在宣武门外建“茂勋祠”；山东巡抚李精白在济宁建“昭德祠”；河南巡抚郭增光建“戴德祠”和“成德祠”；山西巡抚牟志夔建“报功祠”；湖广巡抚姚宗文建“隆仁祠”。
除此之外，四川、直隶等地也全都建起魏忠贤的“生祠”。蓟辽总督阎鸣泰，更是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等地一连建了七座“生祠”，耗费白银数十万两。
有人甚至将魏忠贤“生祠”建到皇帝祖坟边上，如孝陵卫指挥李之才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于凤阳皇陵旁。就连在辽东抗击后金的名将袁崇焕也在宁远建了一座“生祠”，被明熹宗亲自命名为“懋德祠”。
袁崇焕并非谄媚小人，他深知如果不跟风建生祠，必定会被魏忠贤找借口罢免，届时，没有了自己的辽东防线，很有可能被后金攻破，无数百姓将死于非命。所以，反复权衡之后，袁崇焕毅然选择拍魏忠贤马屁，以毁掉自己名声的代价来保护辽东无辜百姓免遭后金毒手。务实的袁崇焕比那些视名声如生命的人，更加难能可贵！
封于武昌的明朝宗室楚王朱华煃，也在当地为魏忠贤建了“生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党羽中，最倒霉的当属江西巡抚杨邦宪，此公为了在南昌建生祠，不惜拆毁“三贤祠”（供奉周敦颐和程颐、程颢）。但祠堂还没有建完，魏忠贤就被新皇帝崇祯查办，杨邦宪也被划入魏忠贤党羽而罢官。
有资料称，仅一年多的时间，明朝各地就出现魏忠贤的“生祠”40座，其中，少者要用七八万两银子，多者要花费五六十万两，这笔钱，当然不是出自魏忠贤及其党羽，而是来自于搜刮百姓！就凭这一点，魏忠贤及其党羽就足矣遗臭万年！
